歌德(5)_虚阁网

五

　　§第三章　故里病深

　　当歌德走进家门时，全家人都为他的病吃了一惊。

　　他们亲切而心痛地欢迎他回来，小心翼翼地避而不问他的情况。

　　歌德自己也知道离家时的希望成了泡影，身心两方面的问题使他感到自己活像一个“海上的遭难者”。

　　他需要安静和休息，但没过几天，家里显露的矛盾渐渐令他不安起来。

　　歌德父亲看到自己寄予厚望的儿子不是一个强壮、勤勉、奋发、有为的青年，而是一个精神和肉体都受了创伤的病夫，非常不痛快，他极力掩饰着自己的情绪，只是表示希望尽快治好病。只要他看到儿子忧郁的表现，就会万分恼火和感到痛苦。

　　不过，女儿的表现同样使他生气。自从歌德离家，他把自己好为人师的癖性全部施展到女儿身上。繁重的学习和功课压得她喘不过气来，正常的社交和娱乐都被取消，很自然地招来她的怨恨，她对待父亲的冷酷态度连歌德都感到有点过分。但她对歌德的病却倾注了全副爱心来照看，她把时间几乎全部时间花在想方设法博他开心上，渐渐地，甚至受她影响的女友也这样对待歌了。

　　母亲依然是慈爱而性情开朗。她才38岁，丈夫的心思多花在子女身上，很少顾及体贴自己的妻子。

　　除了做家务，她便把时间花在与女伴们探讨宗教信仰上。这群妇女中的佼佼者是苏珊克勒敦堡女士。

　　她体格柔弱，风度优雅、真挚、自然，她自己也有病，但却把病当作身体的一部分来忍受。她最爱好的庆题就是人能够通过反躬自省而获得道德的体验，这个话题经过她富有独创性的解释往主不同于别人的宗教信条。歌德后来创作的小说《威廉·迈斯特》中插入的“一个美的心灵的自白”就本于她的谈话和信札。

　　我们知道，早在少年时代，里斯本地震造成的灾难就使他对灵魂和宗教起了疑问：为什么上帝不问善恶把人一律抛入死亡之海？在莱比锡，这个伏尔泰的信徒则关注于当时作家对宗教和圣经的批判。他曾跟朋友们讨论宗教教条思想僵化的关系。现在他的问题似乎在有个人色彩的虔信派教徒冯·克勒敦堡这里看到了解决的一点希望。他们把宗教事务看成完全是个人的事，而不是由教会从外强加的神圣义务；他们的宽容思想、反教条的内容以及对个人道德责任的强调，既体现了启蒙运动的积极影响，但又存在某种反启蒙的倾向，比如“内省”与理性主义的矛盾。这一切吸引着歌德去思考、讨论。

　　歌德深深地沉入到虔信派戈弗里德 ·阿诺德的《基督教会与异端的历史》中去。异端思想家的好抗辩的精神和对自相矛盾之说的爱好给他留下好印象。

　　他开始创造一种以新柏拉图主义作基础，有炼丹术、神秘主义、犹太神哲学“加盟”的自己的神学体系，旨在解决生命的动力——创造力的源头问题。

　　他认为，自从上帝从永劫中自生出来，生命便与多样性密不可分。首先它以“第二者”而呈现、再以“第三者”而显现自己。当神子和圣灵创造完毕，神体的循环也就完结，也就是说，上帝已不能再产生一个完全跟自己相类的神。不过，生命的动力既然是生生不息的，就必然会产生一个异于自身的“第四者”。

　　它既与前三者一样是绝对的，但同时又为它们所包含、所限制。这个“第四者”就是魔鬼，生命的全部创造力便要托付给他——其余的一切存在都由此而派生出来。在这种不断的创造活动中，魔鬼渐渐忘记了自己的渊源，以为渊源在于自身。这样发生了他的第一次背叛上帝，也是第一次与上帝分离。其他则追随这个带来光明的魔鬼，与万物的本源相对立的生命不断地产生。在这种创造中，造物越是以自我为中心，便越是远离自己的本源。而不断的创造也就成为魔鬼不断背离上帝、积聚片面性的过程，因而它必然为此付出代价，失掉与神性同有的永生不朽的权利。

　　此时，造物只有两条路可走，或者等待再经永劫，等宇宙重新澄清之后再作新的创造；或者抓住目前，以创造的无穷性来补救自己的局限。而后者的实施只有依靠自己的意志，才能使生命的真实脉搏恢复过来。魔鬼自身无法摆脱这种影响，人类——恢复创造（魔性）与神性最初的结合的实体——也无法摆脱它。他既具有神性，其存在又受着限制，因此他必然成为最圆满和最不圆满、最幸福而又最不幸福的创造物，重演魔鬼的堕落，而部分不甘堕落者必然通过创造活动奋起自救。

　　歌德的这样一种创世说以上帝的三位一体说为出发点，把传统神话中的魔鬼改造为上帝创造生命的“总代理”，既反映了他的精神危机，也是他世界观根本改变的前奏。尽管这种魔鬼创世说仍在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之间摇摆，但信仰与科学之间的矛盾却得以曲折地表现出来。论者一般认为，歌德特别强调人与上帝之间的冲突，因而把人作为叛逆者就包含了积极自主和自我负责的行为，这是歌德精神的主要脉络，也是从《普罗米修斯颂歌》到《浮士德》的歌德诗歌的主要特征。创世说对歌德的美学观点的巨大影响表现在促使他以后不断能动地把握那些伟大的人类形象，进而规定其诗歌的基本内容。

　　歌德的病还没有好，肉体的痛苦使他非常容易接受医生的影响。前面提到的神学体系中练丹术、神秘主义、犹太神哲学的内容，正是因研习内科医生推荐的炼丹术士帕拉赛尔苏斯、神秘主义者施韦顿波尔格等人的著作所致。冯·克勒敦堡坚信肉体的救药与灵魂的救药之间存在联系，不断提供给歌德一些记载古代炼丹术遗产的书，歌德则以一种救知、探索大自然奥秘的态度对待这些著作。他像古代炼丹术士那样做实验，用神秘的处方为自己看病。这些经验，为歌德以后写作浮士德的炼丹术（古代化学）奠定了最初的基础。

　　歌德的病不仅是肉体的，而且是精神的。沉缅于神秘主义和炼丹术并不能驱散在莱比锡时就患有的忧郁症。有一段时间，他的危机反而不断加深。在寂寞中，他将已被父亲小心地收集和装订起来的自己从莱比易寄回的家信重新检视，以进行反省和总结。莱比锡时期写的诗被自己无情地否定。除了伯里施誊抄的《情人的脾气》和《共谋罪犯》的稿本，他把包括诗歌、剧本、信件、论文在内的作品统统付之一炬。

　　《共谋罪犯》以莱辛的《明娜巴恩海姆》为范本，表现了伯里施和歌德在莱比锡受自以为是的上层人物迫害的遭遇。他非常讨厌他们的伪善和双重道德，把他们写进剧本使他非常高兴。同时他的创世说中的人性论也在剧本中有所反映——他既反对道德上的伪君子和阴谋家，也反对美学上的把人物分成善恶两大类的戏剧俗套。根据他的创世论，人应该像魔鬼那样兼有善恶两面，这种道德的辩证法完全符合他对于莱比锡社会观察。

　　创造性活动使歌德逐渐摆脱了精神的抑郁，莱比锡朋友的来信给他鼓舞。有时他也绘画，更多时间用来阅读。马尼里和伏尔泰、普罗彼尔茨和昆体良——古罗马的思想和诗歌与当代欧洲的最优秀作品吸引着他在广阔的天地里驰骋。当春天来临，歌德觉得健康已完全恢复，又一次感到了远方的召唤。19岁的歌德就这样度过了一生中最黯淡、不幸的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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