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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九


  家庭/事业两分法

  艾恩·兰达于20年代与一位艰苦奋斗的演员弗兰克·奥考纳结婚,“因为他是如此英俊”,他是她潜意识中深深崇拜的那种主人公形象的体现,她希望生活在主人公周围,而奥考纳是个活生生、有血有肉的好莱坞人物。他比她大6岁,婚姻使她轻而易举地得到永久签证,并在1931年成为正式公民,她后来说,她举行了枪声下的婚礼,山姆大叔正持枪以待。奥考纳成为她终生的编辑和知音,尽管她到50年代中已与内森尼尔·布兰登保持了13年的恋情。

  在布兰登还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加拿大籍学生时,他被《本源》迷住了,兰达成为他的老师,布兰登崇拜兰达,他们俩关系越来越密切,1954年,这种师生关系演变成感情上和实质上的恋情。据内森尼尔的妻子芭芭拉·布兰登说,兰达这位彻底的理性思维女性,请布兰登妻子和他一起出面,以对这一感情危机作出一个理性而明智的决定,兰达说服他们相信这种恋情是哲学上所谓的对所有人都有益的“理性相悦型性欲交流”。布兰登比兰达小25岁,他崇拜她,是她作品和哲学的忠实信徒,兰达把他俩的恋情看作两个同源灵魂的性释放,更确切地说,是她即将完成小说《阿特拉斯耸肩》的一种隐喻场景,艾恩是黛格尼·泰格特,而内森尼尔是约翰·戈特,他们的幻想将在资本主义的心脏——曼哈顿中以真实的生活演绎出来。内森尼尔的妻子对传记作家谈起兰达:“艾恩从不喜欢生活于现实或爱上现实,这在艾恩的梦想世界中是一个危险或怪诞,甚至与布兰登发生关系时也不例外”。

  布兰登成为兰达的恋人、知己和主观主义哲学衣钵的继承人,他毕生致力于传播这一信条。他创办《主观主义者简报》,进行世界范围的哲学交流,他出版《艾恩·兰达书信集》,阐述资本主义,布兰登是传播主观主义哲学的最重要人物,这一思想最后成为意志自由主义政党的纲领。1958年,布兰登爱上了一位更年轻的妇女,准备理智地与兰达分手,她那时已63岁,而他只有38岁,而兰达把他的这种拒绝看作对真理的否定,潜意识中,她明白其中的真正原因——是由于她年龄引起的。兰达愤愤不平,再也没和布兰登说过一句话。

  兰达的事业优先于她生活中的每个方面,她从没考虑要孩子,根本没有时间,她把生育年龄全部用于完成她毕生的梦想,写作本源。不久,到了1946年,她写了《谁是约翰·戈特?》——她那时已41岁——她一刻不停地完成这一挑战。弗兰克·奥考纳是她的支持,追随她走在这条生活道路上。艾恩·兰达牺牲一切实现儿童时梦想:她的俄国家庭,她丈夫和她的母亲天性。她会说这是个很小的代价,因为她已实现了童年的野心,创造出在文学和哲学世界中将流芳百世的精典作品中的“超人”形象。

  生活危机

  在9岁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兰达一家几乎丧命于入侵德国军队魔爪下,兰达深受打击。3年以后,她12岁,随着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推进,混乱变成一场灾难,攫取了父亲的生意,举家离乡背井,从圣彼得堡逃到克里米亚半岛的奥迪莎,在旅途中,他们险遭半路抢劫匪徒的毒手。全家3年后又回到圣彼得堡,却发现共产主义者的专政铁拳已掌握了所有商业和工业,全家胆战心惊,惶惶不可终日地生活在布尔什维克专政下,他们靠过去储蓄度日。共产主义者的口号“人人必须为国家”印入这位早熟少年的心灵,她从这一时刻起便发誓要向世界显示“国家应该为人人”,而不是倒过来。像哥达·梅一样,兰达从来没忘记自己生活中这一恐怖的场景。心理学家最近已发现在危机型环境中会发生超级学习,在这种状态下人处于昏迷的状态。看来这些早年危机,使兰达将所有恐怖事件与共产主义相联系,推动她毕生致力于摧毁将任何事置于国家控制之中。她后来说:“我开始明白政治是一个道德事件,我反对任何政府任何社会、任何权力将任何事情强加在任何人头上”。

  兰达是个“极其孤独的少年”,生活很不快活,她是个严肃庄重的孩子,对豪侠奇士冒险壮举感兴趣。她不喜欢母亲,尽管是她为她弄好去美国的签证。她崇拜父亲,但与他又不亲近,因为他常常不在,起先由于生意奔波,后来又是逃避俄国革命。兰达的内省质气使她到书本中寻找想像的天堂,维克多·雨果是她的偶像,其次是妥斯陀也夫斯基和托尔斯泰,这些伟大作家为兰达提供能逃遁到更美好世界中去的想像的主人公。兰达最后于1926年逃到了美国,当在艾丽丝鸟下船,望着雄伟大都市中的摩天大楼,她说:“这是我生活中崇拜的一切事情的标志”。

  宏观的视野和直觉成功

  兰达的宏观视野和直觉思维个性使她取得巨大成就。她用自己几乎不会讲的语言写出历史上最伟大的哲学史诗小说,她之所以取得这一成就,是因为她从没有丢失童年的目标,致力于将英雄变成社会中伟大的哲学代言人,哈沃德·洛克成为个人主义的完美代表,约翰·戈特则代表着理性。用兰达的话说:“《阿特拉斯耸肩》是悬念故事,不是关于谋杀人命的悬案,是关于人的精神的谋杀——重生”。兰达认为《本源》的基础是“理想的人物”。她的气质赋予她看重生活中可能性和机遇的力量,这使她鄙视任何形式的否定成份,尤其是与利他主义、享乐主义和集体主义相联系的平淡无奇。兰达对于英雄和超越生活人物的想往,不仅来源于童年生活,也与她生活的宏观视野有关,她常以整体观看待世界,以创建性作为正确的核心。冒风险和革新是她的偶像,这在《阿特拉斯耸》中的约翰·戈特的论文中有简洁明确的表述:

  在任何理性努力领域中创造新观念的人——发现新知识的人——永远
  是人类文明的慈善家。……与他所耗费的精神能量相比,那些创造新发明
  的人只得到了极小部分的物质回报,不管他赢得了多少财富,赢得了多少
  钱财,都是微不足道的回报。

  这段话是对非凡的创业、创造和和革新活动在哲学上和人格上的阐述,兰达的普罗米修斯精神与她的哲学信条相一致,都从以下这句话中概括出来:“我断言,任何将成功称为幸运的人,从来不曾有所成就,也不具备一丝一毫成就所必需的坚持不懈的努力精神”,这句话是直觉思维型,以宏观右脑方式看待生活者的本质,这种精神气质是所有伟大成就所必备的,对生活中所有伟大成就者,无论男女都是关键因素。

  小结

  艾恩·兰达引起大多数自由主义者和知识分子的嘲笑和厌恶,她深切感到世界是“黑白分明,不是灰色——非善即恶——也不存在什么判断标准,决定你选择你知道是恶的东西”。调和从不出现在她的词语中。哲学家喜欢她或憎恨她,而大多数人从不接受她的观点。文学界从不曾承认她,但她书的销量超过那些否认她的权威们。当然没有人会以冷漠的态度谈到兰达。这位创业界的完美代表“对长达2500年的文化传统提出了挑战”,结果必然引起大多数宗教、政治体制和经济观念的震荡不安。一兰达深信个人冒风险的自由,是那些乐于冒险改变现存事态方法的人的代表。这就是创造天才、创业和革新活动的本质,艾恩·兰达是取得这些领域成就所需要的哲学观和气质的精髓代表。

  兰达于1982年3月8日在她热爱的纽约市去世。《纽约时代》写道:“艾恩·兰达躺在她自己选择的标志旁边——一个六英尺大的美元符号”。如果兰达多活8年,便能目睹可恶的柏林墙的倒塌,共产党在俄国的消亡,他的受启发的自私由此将能完全实现。艾恩·兰达注定成为历史上资本主义体制哲学的最强音,不亚于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的作用,她的《阿特拉斯耸肩》也会与马克思的截然不同世界观和思维方式的《共产党宣言》相媲美。

  艾恩·兰达是个完美的“创造天才”,她模仿自己的偶像凯瑟琳大帝,她在小时候说:“我觉得我就像凯瑟琳”。在55岁时,她说:“你听着,我仍然在等待这一天”,取得凯瑟琳一样的成就。我相信,历史也会对艾恩·兰达作出不亚于凯瑟琳的评价,她是真正伟大的俄国女性,勇于改变世界,并有胆魄走出这一步去实现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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