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世界的13位女性(48)_兰德勒姆

四八

　　背过而驰的革新者：简·芳达

　　1969年简·芳达从法国回来向新闻界宣布：“我是个革命女性”，她描述了在越南枪杀战场中新发现的感触。她的这种个性并非偶然：没有对已有规则和秩序的否认，制造幻想家便不可能成为生活中的真正革新者。革新一直被看作创造性的毁灭，一个人一旦要去摧毁某事物，她必须成为一个持异见者，具有背道而驰的个性。简·芳达是强烈的反叛者，如果她不是如此，便不可能在美国掀起这场像带业革命，她时刻准备与现有成规抗争，这使她成为一个革新女性。

　　革命精神需要摧毁旧的、建立新的，不然无法革新。如果一个人不具反叛性、怪异性、不从众性、独立性，不是个彻底的个人主义者，她不可能在世界上完成任何有价值的创造和革新行为。简·芳达、玛丽亚·卡拉斯、麦当娜和格洛丽亚·斯坦内姆可能是本书中最离经叛道的叛逆者，这些妇女是这些主人公中最受人喜爱，又最遭人憎恨的女性，她们情愿否认事物现状，将世界改变得更好。书中每位女性都是独立思维的离经叛道者，力图在现有的工作范例之外创立新概念。传统主义者视这些妇女是创造的劫难，然而没有她们不可能产生新生事物（参见此章下一部分），她们违背现有传统使她们独特，有时使她们成为离经叛道者，而正是这一品格使她们成为革新幻想家。

　　行为的革新或适应风格

　　“创造性摧毁”和“破除陈规”都是基于一种做事与众不同的偏好概念，因而，成为不同与创造力密切相关。不幸的是，保守型的出于好意过多保护的父母，往往喜欢子女表现“出色”，而不是表现“不同”；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是那些让孩子表现不同的父母，培养他们成为出色的创造幻想家。玛格丽特·撒切尔的父亲基本没受过教育，但却深知独立品格的价值，他告诉幼时的玛格丽特：“你不要因为害怕不同而随波逐流，你自己决定该怎么做，你有必要率众人之先，而决不从众”（默雷，1980）。

　　那些偏好迈克尔·柯顿称为创造者风格行为的人，喜欢做事与众不同，而具备适应者风格行为的人喜欢做事出色，他认为两种风格都是社会需要的，无所谓好坏。他观察到那些偏好“不同”行为者往往更富创造性，而喜欢“出色”行为者往往更倾向于反对变化，保护现状，他发现每种行为风格都有各自适合的工作职位和事业途径。

　　如果做事与众不同与那些喜欢打破传统价值观、创立新概念的宏观视野革新者类型更相吻合的话，做事出色者则更适合于那些注重保险、喜欢维持现有价值体系的人。适应者反对那些危及现有体系的变化，革新者试图通过摧毁现有体系来求得变化。每个人都不是绝对拥有一种行为风格，多数人不同程度地具备每种风格，然而，创造幻想家通常偏向“革新风格”。

　　现实的宏观或微观视野

　　我们这十三位女主人公是独特的，有种基于超脱现实生活之上的自我形象，她们的自我形象有别于平常，因为她们是看到“大场景”而不是自己狭隘感知范围；她们以宏观视野处事，使自己具备广阔的洞察力，知道从长远角度做出什么是正确的决策。琳达·沃切纳批评以商界流行方法行事的妇女，她说：“妇女在工作环境中成为成功者的形象，太多地与得到个人认可相关。你需要集中于数量和质量目标”（《工作妇女》，1992）。

　　为什么这些妇女具有对世界无所不知和本体论观点？看来是早年生活的印刻和定势——早年生活经历是主要影响，她们被教会整体地看待世界。她们将学校看作一种教育，而不是学通初级英语，教育的功能是学习需要的概念，而不是获取文凭。兰达、温弗雷、麦当娜、撒切尔和梅在年轻女孩时就写新闻稿。在商界，她们集中于决策的长期意义，而不害怕牺牲现在来赢得未来；她们在自己的生活中，将这些内在形象贯彻到宏观视野的行为方式之中，她们能摒弃每日产生的微观形象和问题，把目光集中到她们将到达的更大场景中。树木会因焚烧失去踪影，而这些幻想家从未丢失潜在的森林这一目标。

　　乐观主义者：所有创造者的关键

　　许多人相信，孩子学习滑雪或冲浪比成人容易，是因为年轻时身体技巧使然，事实并非如此。人在年过30年后确实会丧失某些体能技巧，然而儿童学滑雪比成人快的原因在于他们的精神心理状态，而非体能技巧，在这些体育项目中心理作用胜于身体技巧，积极心态或乐观主义比身体技巧更重要，孩子自然地比成人乐观。想想滑雪的例子吧，孩子通常把摔倒在雪地上看作一件趣事，因而基本不害怕摔倒，正因为这种积极的心态使他们学得很快。成人将摔倒看作一件坏事，想象着会出丑、摔断腿骨和住院治疗，正因为害怕摔倒，他们保护性地学滑雪，花的时间更长而技巧掌握更差。而孩子则若无其事地在雪坡滑行，还时时希望摔倒在雪地上乐一乐，这种心理状态从未曾出现在满怀惧怕的成人脑海中，他们有太多反面知识阻止着自己的表现才能。

　　像滑雪的孩子一样，我们十三位幻想家妇女有积极的信任机制或乐观主义态度，保证她们取得更大成就。玛格丽特·撒切尔相信取消联邦力量，她有追随者将她的幻想变为现实，他们相信她知道该走向哪里，他们愿意加入这一旅程。人们愿意跟从知道走向何方的领导者，这是世界伟大领袖所具备的才能，即使他们并不知道自己该走向何方，公众也会吸引到那些在自己领域深谙知识的人，这便是那么多人跟随拿破仑、希特勒、吉姆·琼斯和戴维·居里安去冒生命危险的原因，这也是这些妇女有如此多忠实信徒的原因。奥普拉·温弗雷的制片人说她愿为她挨枪子，玛丽·凯·阿什的推销员期盼一睹其风彩。人们希望知道走向何方的乐观主义领袖，这些妇女具有富有感染力的积极而乐观的信仰体系。即使有暂时的迷路，创造幻想家总是知道该走向何方。

　　创造者哲学观：反笛卡尔哲学思想

　　创造天才以右脑、质量方式行事，不同于既成类型个性大众。奥普拉·温弗雷是随心所欲地说，而不是力求将其数量化，或符合传统的制作模式。传统意识、数量驱使的个人仍被笛卡尔将人及其系统看作机械主义性质的世界观所操纵。笛卡尔用其哲学名言定义人：“我思故我在。”这一启发性定义极其狭隘——逻辑、推理、论证取向——建立在牛顿哲学观将人视作机器的基础上。这不是女性创造幻想家在迎接新的太平盛世曙光时运用的方法。既成类型者相信人看作机器的世界观，这些风险躲避、毫无想象力之徒被数字或原因／结果，刺激／反应和其他行为主义的决定因素所操纵。这些幻想家妇女不理会这种数量型感知力。

　　工业革命赋予机械主义理论以普遍可信度和经济支持力，这种理性主义的笛卡尔世界观也灌输渗透于我们的学校、机械和组织，工业跪拜着依从于这一圣坛成为机械性个体，数量化模型成为操作和创造的流行方式；机器是皇帝，而公众是走卒，将所有的创造性努力退缩到左脑驱动、数量方法解决问题的途径。难怪20世纪个性测试证实美国人（75％）喜欢以细节、数量和微观方式行事，解决问题时倾向于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西方世界充斥沉溺于“科学”和“事实”，迫害着“创造”和“幻想”。丽莎·克莱仙思从未曾听说过笛卡尔主义逻辑，而是运用右脑思维，质量化方法来为工作妇女提供她所需要的服装。

　　爱因斯坦使世人如梦方醒地认识到：人不是机器。尽管他留给世人的印象是物理学上的伟大数学天才，但他的直觉洞察力被证明为远比他的任何数量分析重要，爱因斯坦几乎总是运用归纳逻辑展现一个概念，然后再求助数学发现证实其中的事实。爱迪生也如此，他先在脑海中创造了闪闪发光的白炽灯泡，告诉新闻界他已解决了难题，然后回到实验室去真正找寻结论，这便是爱迪生与爱因斯坦相同的解决创造性问题的方法，然而教育和商业系统仍在沿用相反的方法。这些幻想家妇女运用女性直觉引导自己取得伟大的革新突破，她们用右脑感觉来达到职业的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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