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地(3)_虚阁网

三

　　二十世纪初，印度的独立运动已渐次发展。30年前，是英国人休谟与韦德明威廉男爵组成了一个印度国民大会。维多利亚的自由党给这国会一个印章，并想使印度的要求和英国的主权要求凝合为一体。可是在这时候，日本战胜俄国，唤醒了亚洲民族的崛起，因而印度的爱国者便暗恨寇仁公爵的挑拨。在国会中，有一部分人便组织了一个激进党，他的激进的国家主义和全国一般的情感相响应。可是到1914年大战发生的时候，立宪派仍在哥黑尔的领导下。哥黑尔虽然相信并忠于英国，可是他是一个印度的伟大的爱国者。

　　印度国会赞成自主，可是究竟将用何种形式实行自治，会员中尚无一致的意见。有的主张和英国合作；有的主张驱逐英人；有的主张采用属国的制度，如加拿大一般；有的则主张应鼓动印度独立，模仿新兴的日本。甘地建议采用的办法，与其说是政治的，毋宁说是宗教的，然而比其他的任何方法都为激进。它的原则可在印度自主一书中寻得。但是这种解决的方法，是以南非洲的情形为依据的。甘地知道不变更它，必不适于印度的情况。他并且知道因为他到非洲去的缘故，而不熟悉印度的情形，他决定研究印度的情况。

　　要考察印度实际的状况，甘地答应在一年内不参加主要的政治工作。在这时候，甘地对英国并没有敌意。反之，当1914年大战发生的时候，他反而到伦敦去组织印度护伤队。如他在1921年所写的一封信中所说的，他诚实地相信他自己是大英帝国的一个国民。在1920年所发表的一封“给驻印度的英国侨民”的信中，他又反复说及他这种态度。他说，在过去29年的政治生活中，没有一个人像他那么忠诚地服务于政府。他为英国而冒了4次奇险，直至1919年，他仍诚挚地相信和政府合作。但是现在他不能再这样做了。

　　这种情感的变化，并不只甘地一人。在1914年，印度都被那种称为“为公理而战”的虚伪理想所诱惑。英国政府，为的是要印度的帮助。英国政府知道印度盼望自治，因而说：“印度的自治之允许要看印度对于大战的态度如何而定。”在1917年的8月，聪明的印度政府，对印度应承将有一个直接对人民负责的政府。因此进行协商，并在1918年的7月，印度总督查姆斯福特公爵和蒙德鸠君在一篇拟定改良印度宪法的正式报告上签了字。在1918年的初春，同盟国的军队正处在一个最危急的时期。在4月2日，路易乔治再度致告全印度人民的请求书，而在这月末，战事会议在德利开会的时候也暗示印度独立的时光已经近了。全印度一心一意地信托，而甘地也答应英国政府，尽忠为英国效劳。印度共派出了9851万士兵，作了极重大的牺牲。他很信托地等候着那已经应允了的报偿。

　　这场大梦的醒悟是很恐怖的。在1918年的冬季，危险已经过去了，而印度服役的功绩也就忘记了。

　　在签了停战公约之后，政府觉得不必再做假了。它不但不如它所应许的给印度以自由，而且反而剥夺了所有的一切自由。政府的立法院在德里开会，在会中所提出的劳力条例，对于这个在很多方面都表现出忠诚的国家，予以不信託的侮辱。制定这种条例的目的，在于确定地实行战时印度防卫条例、组织秘密侦缉队、言论检查处，及其他压迫。全印度的愤怒一致爆发，革命由此开始。甘地成了革命的首领。

　　在这事发生之前，甘地热心于社会改良，特别是用心于农民的状况。在开剌、古茶拉特、松班兰和贝哈尔，差不多没有人留意到，他已把他不久将要用于“为国争斗的武器”试验成功。这种武器便是一种主动的情感的不抵抗意志。这种意志，甘地称它为“沙特雅格拉哈”。

　　直至1919年，甘地还没有参与印度国民运动的主要工作。在1916年，柏桑特亚尼夫人加入国民运动，可是不久，那些最急进的人便走在他前面，并在伟大的印度的领袖提拉克的指导下集合。提拉克是一个具有非凡能力的人，他有如一柄三片合成的剑！

　　一是强健的脑力，一是坚决的志气，一是高尚的品格。

　　他的智慧较甘地的更为精锐，或者说，他受东方文化的滋养，比甘地更为深实。他是一位博学的人，一位数学家，他牺牲了一切个人的欲望，以服侍国家。

　　他和甘地一样，自己不想出名，只是盼望他的理想成功，使他可以退出政治，回去作研究科学的工作。在他生存的日子，他是印度唯一的领袖。谁敢说假如他不是在1920年不幸逝世，则将有什么事情发生呢？

　　假如提拉克不死，那么甘地一方面崇敬他的才力，一方面在方法和政策上又会与之相左，最终一定会成为一位在运动中的宗教首领。在这样的两重领导之下，印度是应当如何堂皇地前进！因为提拉克能操纵实际上的策略，而甘地则能管辖精神上的力量。但是命运常常与人意相违。这不但是提拉克的不幸，也是印度及甘地的不幸。甘地的内心的盼望和他的天赋，比较适合作少数道德高尚者的首领。他一定乐意让提拉克作“多数人”的领袖，因为他对于“多数人”从来就没有信心。但是提拉克则不然。他是信任多数的，他是一位天生的数学家和策略家，所以他相信数目。他天生有德模克拉西的性格，他善于直截了当地斗争。

　　他就是一位政治家，把一切宗教的理论都抹在一边，而不顾它。他说政治并不是为沙哈斯——圣人的。这位严肃的科学家愿为爱国而牺牲真理。像他那么爽直诚实、人格完美的人，也毫无疑问地说在政治上一切都是公正的。或者可以说提拉克对于政治的观念，有些和莫斯科的狄克推多相像。甘地的理想就不是这样。

　　提拉克和甘地的讨论使他们的见解的不同都表现出来。

　　在两个一样诚实的人中间，自然免不了有不可调解的冲突，因为他们的方法都以他们的信仰为依据，而他们的信仰又是互相敌对的。他们俩互相尊敬互相景仰。

　　但是假如要决定真理与自由那一件应当为先，则甘地必以真理为先，不但先于自由，而且是先于他的国家，而提拉克却把他的国家放在一切之上。甘地觉得不论他对他的国家的爱如何大，他对他的理想和宗教的信仰——由于真理而表明的信仰一定更大。

　　当甘地加入政治漩涡为反对劳力条例而成为首领的时候，他纯粹被一种使国家避免战祸的希望所驱使。

　　革命终于要发生，他知道没有法子可以避免它。因此，唯一的问题便是在于把它导入不暴动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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