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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七


  听到他的演讲总是能产生思想和情感的沟通。这使甘地想起早几年,在印度真理学院有一天突然来了一名来自英国的甘地的信徒。她对甘地是那样的崇拜。这位崇拜者名叫米拉·贝恩。她后来在报纸上撰文回忆说:“当我走进屋子的时候,一位瘦小而皮肤黝黑的人影起身向我走来。我突然失去了一切意识,只感到被一圈灵光笼罩着。我情不自禁地跪了下来,他把我轻轻地扶起,我听到一个声音说,‘你将是我的女儿’。我又恢复了现实境界的意识。我看到一张微笑的脸,双目充满慈爱,柔和的眼神中闪烁着坚毅,这就是圣雄,我终于见到这位伟人了!”

  这次到英国,米拉·贝恩也来了,她正陪同甘地访问了失业人数最多的兰开夏。在那里,甘地与失业工人就失业问题进行了坦率的交谈,同情他们的遭遇。甘地向他们作了简短的演讲,他说:“你们有300万人失业,而我们印度则有3000万人失业。你们失业救济金是70先令,而我们的失业救济金只有7先令6便士。那种悲惨的情景是难以想像的。因为失业,人们缺乏自尊和对上帝的信仰,每天都有几百万人在堕落,我不便把上帝的旨意带给他们,我知道他们的难处。只有给他们带来工作的神谕时,我才能告诉他们这是上帝的旨意。对于这千百万失业者来说,对他们谈论上帝没有任何用处,对他们来说,面包和黄油才是他们的上帝。”听着他的演讲,兰开夏的失业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们认为在印度居然还有这么一位圣人关心着失业者,应该说,这是印度人民的荣幸。

  会议之后,甘地对法国、意大利、瑞士进行游行访问,每到一地,都有数千名当地群众热情围观欢迎,争相亲眼目睹这位神话般的人物。尤其是巴黎,人群把道路都堵死了,甘地不得不站在行李车上向欢迎他的群众发表演讲。在此期间,著名作者罗曼·罗兰盛情款待了他。他在罗曼·罗兰家住了五天。罗曼·罗兰是欧洲第二个为甘地作传的人。他与第一位为甘地作传的约瑟夫·多克所作的传记各具特色。多克曾经在约翰内斯堡与甘地共同生活过一段时间,有机会对甘地的生活工作进行细致观察,而这位法国作家在撰写甘地传记时并没有见过甘地。

  罗曼·罗兰后来用他非凡的笔力,描述了这次见面的情景:

  “这位身材矮小的人带着眼镜,满口无牙,穿着白色外套,但赤裸的双腿如同苍鹭的双脚一样纤细,修过面的头上有零星粗发,未戴帽子,头发被雨淋湿了。他干笑着走近我,嘴巴张得很大,如同一条愉快的狗在喘气。他很快伸出双臂抱住我,将自己的面颊靠在我的肩膀上。我感到他那灰白色的头贴近了我的面颊。我自己开心地想,这是圣多明和圣方济各在亲吻。”

  “这次访问使很多人像飓风一样冲向我的两幢别墅。电话铃从来没有停止。躲在灌木丛后的摄影者像伏兵一样连续向我们按动闪光灯。莱芒牛奶工人联合会告诉我,‘印度之王’在我这里期间,他们打算提供他一切膳食。我们还得到了‘上帝之子’的来信。一些意大利人写信给圣雄,恳求他为下一次全国彩票抽签预言10个吉祥数字。

  “这个外表微弱瘦小的人物从来不知疲倦,他头脑中不存在劳累这个词”。

  甘地告诉罗曼·罗兰,他过去相信“上帝是真理”,现在则相信“真理是上帝”。

  甘地在意大利受到了墨索里尼的接待,并访问了梵蒂冈的罗马教廷,但却遭到教皇的拒绝接见。他全然不计较这些,仍然泰然地站在教廷的圣像前,仰首翘望,喃喃地说:“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受难者。”

  后来,有人问他对墨索里尼的看法,他说,墨像一个刽子手,“在刺刀上建立起来的政权,是难以维持长久的”。

  带着旅途的疲劳和对第二次圆桌会议的失望,甘地于1931年12月18日回到印度。这次三个月欧洲之行有得有失,得的是,他认为“如果你以信任与慈爱之心对待别人,那么你将得到十倍的信任,百倍的慈爱”。失的是,这次圆桌会议“毫无意义”。

  第十二章 神之子民

  命中注定他的命运多灾多难。

  命中注定他领导的斗争有起有伏。

  甘地从英国返回印度,迎接他的没有鲜花,没有欢呼。

  民众的痛苦,甘地是了解的,但是这位圣雄此时心中的痛苦又有谁解其味呢?

  就在甘地在英国参加第二次圆桌会议期间,印度国内的情况很是不妙。

  新任总督惠灵顿勋爵明目张胆地撕毁了甘地与欧文协议,对民众进行了残酷的镇压。国内现在正处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加上英国政府在第二次圆桌会议利用非国大党代表孤立国大党代表的政策,表明英国政府已向世界公开宣称,在印度实际上存在着一个非常复杂的宪法改革问题,而解决这个问题,印度的国大党是无能为力的,在这种情况下,英国政府也就不得不提出一步新的解决方案,即教派自治方案。宪治方案一出笼,英国政府便向国大党发起猛烈进攻,国大党被宣布为非法团体,与此同时,与国大党联盟的、相互同情的、相互支持的进步组织均被视为非法组织。和平自由又成泡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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