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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〇七


  很明显,从他的身势语言,从他频频问起北京对新加坡受华文教育者的影响力看来,他并不认为新加坡独立对苏联会有什么好处。他直截了当地指出,我们允许美国飞机和船只使用新加坡的军事维修设施,也让驻越南的美国服役人员到新加坡来度假。我反驳说,维修设施是商业性的,谁都可以使用。他有意使用我们的船坞,对过去英国的海军设施虎视眈眈,表示希望在政治和经济领域扩大新苏双边关系。他准备派遣各种船只,包括苏联战舰,到新加坡进行维修。他的外贸部副部长也将访问新加坡,评估两国贸易联系的发展潜能。

  我总觉得柯西金是个颇有城府的人。他没提起波德戈尔内主席在莫斯科向我提出的,有关苏联在亚洲建立集体安全体系的建议。由于我表现得并不热中,柯西金只说,鉴于苏联既是欧洲国家,也是亚洲国家,它自然对东南亚发生的事情感兴趣,尽管某些国家并不承认苏联作为亚洲人的权利。

  苏联外交部的一位中国问题专家贾丕才全程陪着我,大多数时候,讲话和进行试探的都是他。苏联对我殷勤招待,在从莫斯科到索契的飞机上,他们供应早餐后,又端上了鱼子酱、熏鱼、伏特加和上等白兰地。我说,我受英国人的影响,早上习惯只喝茶,他们就把食物和烈酒拿走。陪同我们的部长说自己也爱品茶,不断列举喝茶的好处。

  苏联人在伏尔加格勒(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斯大林格勒)树立了一座巨大的战争纪念碑,纪念的是为保卫这座城市而英勇献身的人民。我曾经在日军占领新加坡期间当过电讯编辑,所以读过随军记者在1943年和1944年那次漫长战役中所做的报道。纪念碑上壮观的浮雕,反映了当年苏联军队和平民的许多英勇事迹。几乎同样具有纪念意义的是立于列宁格勒(今称圣彼得堡)的纪念碑和陵墓。这是个勇敢、刻苦和坚忍的民族,默默承受着纳粹德国国防军的一切摧残和折磨,伺机扭转劣势,最终反败为胜,把敌军一路赶回柏林的老家。

  虽然他们友善殷勤,我和芝却老觉得房里像是装了窃听器似的。在莫斯科的第一个晚上,晚餐过后,芝在贵宾别墅的卧室里说:“奇怪,他们这么注意我,一定以为我很能影响你。对拉贾拉南(我的外长)他们倒不怎么留意。”第二天,东道主立刻把注意力由芝那里转移到拉贾拉南身上。他们的行动如此明显,让我不得不怀疑,他们根本就是想让我们知道,他们在窃听我们的谈话。往后几天,我就连在厕所里也老觉得思想受人监视。

  1970年以后,除了苏联副外长费柳林在1974年至1980年间曾经4次到新加坡访问之外,我们再也没有高层的接触。我责怪费柳林在连中国都倡议支持东盟的时候,苏联仍然拒绝肯定东盟。苏联怀疑东盟是个反苏亲美的组织。费柳林是个绝顶聪明而且好说话的人,但是他没有决策的权力。

  我们在1980年4月间后一次见面,当时苏联团支持越南侵占柬埔寨并举兵入侵阿富汗而臭名昭著,费柳林正在极力修复苏联的对外形象。他说,苏联希望同世界其他国家缓和关系,并指出越南领袖最近到东南亚国家的首都访问,标志着苏越都有意寻求和平。越南愿意对如何建立一个和平自由的繁荣圈进行谈判,苏联也支持这个概念,并会竭尽所能维持和平、安全以及互相信任的关系。我很不客气地反驳了他的说法。我认为越南的侵略行动惊动了所有东南亚国家,苏联真要和平的话,早该让越南结束对柬埔寨的侵略行动。我强调,苏联在1979年12月入侵阿富汗,致使东南亚所有旧家都对苏联的意图感到万分不安。

  大约同一时候,我们发现新加坡驻苏联使馆的密码翻译员被一名苏联女子引诱,向她泄漏了大使馆的电报内容。不论是友是敌,这大概是他们在所有大使馆内例行的勾当。他们到底要从我们同新加坡大使馆之间的通讯记录中得到什么消息,我非常困惑,因为对我们来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们根本不想去招惹他们。

  越南侵占柬埔寨之后,苏联对新加坡的政治宣传开始充满敌意。他们谈到有2500万名华人居住海外,充当中国的代理人,在各个侨居国内组成危险的第五纵队。我提醒费柳林,苏联在新加坡设有大使馆,中国反而没有。

  在苏联侵占阿富汗之后,我们加入了抵制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的行动,冻结了双方的文化交流计划,把所有苏联经济代表团的访问日期延后。我们也不允许他们的军舰和后勤舰艇利用我们民事船坞的维修设施,或者为船只添加燃料。我们也不准飞往印尼的苏联飞机飞越新加坡领空,或者技术性过境停留。

  双方关系冻结了将近十年,直到戈尔巴乔夫推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才解冻。苏联总理雷日科夫在1990年2月访问新加坡时,他所代表的已是个迥然不同的政府和国家。他不再显露那种超级强国领导人的自信和妄自尊大。他向副总理王鼎昌商借一笔5000万元的贷款来购买新加坡的消费品,我不同意,要王鼎昌别答应他。苏联总理槁到这等地步,得开口向小小的新加坡商借5000万元贷款,可见必定已经耗尽了所有大国提供的信用贷款。苏联所负的国债是毫无价值的。

  我把雷日科夫带到全国职工总会经营的平价合作社超级市场参观。当晚在总统府设宴招待他时,对新加坡工友有能力购买他所见的从世界各地进口的肉类、水果和蔬菜,他表示诧异。苏联当时正面对食物短缺的问题,才使这个现象益发引他深思。

  雷日科夫是个说话温和,友善和蔼的人。他承认苏联在原体制下强行实施的计划经济和采取的孤立政策,造成了破坏。他的政府已经改弦易辙。如今他们看清楚了世界各国相互牵连的密切关系,决定不管国家实行的是什么制度,苏联都要在国际经济关系中扮演更积极的角色。

  他邀请我访问苏联。那年9月我去了。这一回在莫斯科机场的欢迎仪式同1970年的大不相同。仪仗队不再是清一色身高1.92米的军人,队员个子高高矮矮参差不齐,乐队队员也身材不一。步伐一致、分毫不差的军事规律和精确性不见了。他们不再为了虚张声势吓唬人而煞费心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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