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腾飞路(106)_李光耀

一〇六

　　※26、看苏联怎么垮台

　　同中国领导人谈起戈尔巴乔夫，发现他们对戈尔巴乔夫的看法完全不同。他们认为他是个超级强国的领袖，却被敌人牵着鼻子走。敌方媒体称赞他时，他本应提高警惕才是，相反，他却在这时候接受规劝，通过实行“开放”，导致国家最终瓦解，正中敌人下怀……

　　1957年10月，当苏联的人造地球卫星被送入太空的消息传开时，我正在靠近英属北婆罗洲森林的亚庇（现在的哥打基纳巴卢）处理一场官司。苏联在科技上的优越性叫人惊叹。1964年4月，当苏联第一次把人也送上太空时，他们在我脑海中的形象益发膨胀。他们总说历史站在他们那一边，这一创举益发证实了这一点。

　　我对他们到底是怎样一个民族深感好奇。1962年9月到伦敦参加共和联邦会议后，我趁机到莫斯科走一趟。他们循例安排我在莫斯科四处游一圈，其中一晚还到大剧院观看斯特拉文斯基第一次返回苏联，为彼得鲁什卡芭蕾舞剧指挥交响乐团的演怕。苏联官方把我同街道上、店铺里、酒店内的人们隔离开来，除了官方人员之外，我谁也没遇上。

　　但是莫斯科和官方人员留给我的印象难以磨灭：阴郁、灰沉。他们的老太太的确跟我在书上读过的一模一样一一个肥胖妇女，坐在国营酒店（苏联最好的酒店，斯特拉文斯基也住在这里）我那层楼的电梯门口，无所事事。他们在铺了深色丝绒桌怖的桌子上，为我提供丰盛的早餐——鱼子酱、熏鱼、几片厚厚的火腿和肉、各色面包、牛油、咖啡、茶、伏特加和上等白兰地。

　　那晚看完芭蕾舞表演后回到酒店客房，吃剩的食物全还没清理。而就如有人事先警告过我一样，浴缸和洗脸盆果然都没有塞子。我特地为此自备了一个坚硬的橡皮球，洗脸盆却用不了，还好浴缸用得上。那辆柴卡汽车（一种中型轿车）也糟透了。接待我的是文化部负责东南亚事务的官员，而我所见到的最高级官员是副外长库兹涅佐夫。莫斯科给我的印象是，氛围令人心悸，也许这只是我的想像。然而这是个强国，却是不容置疑的事实。

　　所以我鼓励长子显龙学习俄文，理由是，既然他对数学感兴趣，学习俄文可以让他直接阅读许多苏联优秀数学家的著作。我当时深信苏联今后将对孩子们的生活产生深远的影响。显龙用了5年时间学习俄文，先是跟一位在南洋大学教书的原籍捷克的教授学，接着先后跟塔斯社通讯员和在南大学中文的苏联青年学。最后在一位英国外交官的教导下，他参加了剑桥普通水准俄文考试，考获特优成绩。

　　新加坡在1968年同苏联全面建交，但是双方甚少接触。除了苏联渔船在印度洋和太平洋所捕的鱼，他们并没有其他什么是值得新加坡购买的。苏联同新加坡的一家公司联营，把捕到的鱼交由我们包装成罐头，他们还在我们的船坞修船，趁停留时添置日用品和食物。反之，苏联对新加坡深感兴趣，原因是新加坡具有战略地位。1969年1月当我所搭乘的飞机被迫在莫斯科中途停留时，他们清楚地表达了这一点。

　　当时，我和芝搭乘北欧航空公司的班机前往伦敦，途经曼谷、塔什干、哥本哈根。机师在飞行途中宣布因为气候恶劣，飞机不能在塔什干降陆，降陆地点必须改在莫斯科。只是飞过塔什干时，天气看来还挺晴朗的。在莫斯科机场的停机坪上，苏联外交部的官员同即将赴任的苏联驻新加坡大使萨夫罗诺夫，正在等候。那是个天寒地冻的夜晚。因为之前未为此做准备，芝在结了冰的停机坪上差点滑倒。我的秘书冷得直打哆嗦，在贵宾室里喝上等白兰地取暖。他们这么大费周折，无非是要我见见他们即将派驻新加坡的首任大使。这却也是个再简单不过的方法，好让我知道他们的国土广袤，威力无比。

　　萨夫罗诺夫会说华语，曾经在中国工作，他的任务显然是要密切观察中国在新加坡可能发挥的影响力。他履任后不久，就带来了柯西金总理的邀请信，邀请我到苏联访问。

　　1970年9月，我由开罗搭乘苏联航空公司的班机，飞抵莫斯科时已经过了午夜，在泛光灯照耀下受到一列身型高大的苏联仪仗队的迎接。仪仗队的动作像机器人一样，当我受提示用俄语说“你好”，向他们打招呼时，他们呐喊式地齐声回答。检阅礼过后，是个近距离的分列式，整个分列式以威慑的方式耀武扬威。这个安排是为了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而我也的确印象深刻。

　　到克里姆林宫，我同身材矮胖的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波德戈尔内会谈并共进午餐。他谈到增进文化和经济关系的问题。他性格一般，没什么特征，因此在我的脑海里没留下什么印象。第二天，他们安排我们飞到索契。为了会见柯西金总理，车子从宾馆出发，沿着黑海海滨行驶了超过两英里的滨海小山路，把我载到坐落于皮聪大角的一栋度假大别墅。看起来严肃却不至于不友善的总理，就在那里接待我们。柯西金骄傲地带领我们参观他度假别墅的设施，尤其是那个一按电钮巨型滑门就会自动开关的室内热水泳池。我花了两个多小时，在晚餐前同他谈话。

　　柯西金对我们在怎样的情况下脱离马来西亚很感兴趣。他问我“新加坡究竟是否曾认真地尽过最大的努力，同联邦同生共息”。我向他保证，我们的确曾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但是在种族课题和政策上，彼此的政治信仰存在着根本的差异。柯西金问我，他假定我们仍未放弃同马来西亚组成联邦的想法，这么说对不对？我指出，两国无论在地缘上、在家庭渊源上，关系都如此密切，但是1969年5月吉隆坡种族暴乱发生以后，我不再认为重提加入联邦还有什么意义。吉隆坡的领导人一直对新加坡心存猜忌。接着，柯西金问我，新加坡的共产主义分子所得到的支持有多大。我说，1961年和和1962年的高峰期大约有33％，现在则大约有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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