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腾飞路(96)_李光耀

九六

　　1980年，印度承认越南在柬埔寨扶植的政权，纵容越南占领柬埔寨，从此以后新印两国在国际会议上成了对头。在这个对东南亚和平与稳定举足轻重的课题上，我们立场相左。同年9月，在新德里共和联邦政府首脑区域会议上，甘地夫人以主席身分在致开幕词时，否定了对跨国界武装干预加以谴责的作用，认为这样做无济于事。我从容地提出相反的看法：越南和苏联分别占领柬埔寨和阿富汗，这是在联合国宪章的架构以外制订合理干预的新原则，为公开武装干预开了先例。

　　新印两国官员为草拟公报争辩得没完没了，最终达成协议的草稿避免提到苏联或越南是侵略者，但总算发出了以政治方案捍卫阿富汗和柬埔寨的独立与主权的呼吁。甘地夫人在闭幕词中答应，印度将尽自己的本分规劝莫斯科人撤离阿富汗。至于柬埔寨，印度承认当地的政权，因为它控制了柬埔寨所有主要地区——这是“承认（政权）所普遍根据的准则之一”。

　　甘地夫人致函邀请我出席第七届不结盟运动峰会，预定1983年3月在德里举行，我回拒了，并写道：“在争取真正的团结之际，不结盟运动不能漠视近来所发生的违背国家独立、完整和自主的基本原则的事件，尤其是涉及它的成员国的事件……”

　　不过，稍后于同年＊月，我还是出席了在德里召开的共和联邦政府首脑会议——是全体会议，不是区域会议。我们两人再度为柬埔寨事件发生争论。虽然争执了几口，但是由于我们交往已久，私人交情又好，因而彼此不怀敌意。

　　英迪拉·甘地夫人是我所见过的最强硬的女总理。她具有女人味，却一点也不柔弱。作为一名政治领袖，她比撒切尔夫人。班达拉奈克夫人或贝娜齐尔。布托都还坚毅冷酷。她有一张俊俏的脸，一个鹰钩型鼻子和一头整齐帅气的发型，额头上一大络白发跟乌亮的黑发往后梳理。她总是穿着莎丽，打扮高雅。在社交谈话中，她装出一些女性的举止，向男士卖俏地微笑；可一进入辩论，她那种钢铁般足以同任何克里姆林宫领袖较量的个性，就会表露无遗。她不像她的父亲。尼赫鲁有满脑子的构思，经过反复琢磨的构思——宗教和国家职能分离论、多元文化论、效法苏联的重型工业带动国家快速工业化论等等。不论正确与否，他是一位思想家。

　　§甘地夫人被暗杀

　　甘地夫人是一个讲求实际和实干的人，基本上只关心权力的机制——如何掌权和用权。她多年的执政生涯夹着悲哀的一章，也就是乖离了政教分离的做法，并在试图赢得讲印地语的印度教徒的选票的过程中，有意无意之间使印度教沙文主义浮现，让它变成印度政治的一股合法势力。这种做法后来导致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的暴动再度爆发，古老的阿约提亚伊斯兰教堂被烧毁，印度沙文主义印度人民党在1996年冒起，成为国会中惟一的多数党。1998年，印度人民党再度称霸国会。甘地夫人在印度统一受到威胁时表现得最为强硬。她下令印度军队开进阿姆利恻的锡克圣庙，结果引起锡克教徒的公愤。看到新加坡锡克教徒那种怒火中烧的程度，我心里想，这简直是政治上的大灾难：她亵读了锡克教最深处的圣所，却无动于衷，心里只关心国家的权柄，并决心保全这一权柄。为此她赔上了性命，在1984年被自己的锡克教徒保镖暗杀。

　　新印两国在柬埔寨政策上的分歧使我一直避开印度，直到1988年3月，我才尝试跟甘地夫人的儿子，已经当上总理的拉吉夫。甘地建立联系。他的副外长纳特瓦尔星陪着他一一个头脑敏锐，善于阐明印度的微妙立场的人。拉吉夫提到美国应该同越南建立外交关系，停止经济制裁行动，因为他相信越南有意撤出柬埔寨，转而致力于经济建设。跟我们一样，他知道越南当时已经陷入严重的经济困境。我回答说，越南必须为占领柬埔寨付出代价，但是我希望十年后将出现一个不同的越南——一个可以跟新加坡合作并受欢迎的经济伙伴。一旦柬埔寨的麻烦解决阿，印度和新加坡将重新站在同一立场上。这两件事情都发生了。

　　拉吉夫身不由己会谈结束后，拉吉夫·甘地和他的夫人苏妮亚私下招待我和芝到他们家里吃午餐。拉吉夫是个政治新手，却被卷人危机四。伏的政治旋涡。由于他母亲是在自己家中被暗杀的，因此，他周遭保安森严，简直让人喘不过气来。他说，他心情非常压抑，但已学会适应。我在他身上看到了一个航空公司机师的影子，有着直接的世界观。在我们的讨论中，他频频依赖纳特瓦尔星从旁指引。我在想，是谁在印度的政治道路上给他指引？但是可以肯定会有许多人想牵住他的手往自己的方向走。

　　只有用心良苦的总理才会派遣军队到斯里兰卡镇压贾夫纳泰米尔人的叛乱。他们是1000多年前离开印度的泰米尔人的后裔，同印度的泰米尔人不一样。印军血洒斯里兰卡，而后撤退，战事却没有停止。1991年，一名贾夫纳泰米尔少女在马德拉斯附近的选举集会上挨身靠近拉吉夫，假装要给他戴上花串，结果引爆炸弹跟他同归于尽。这对他太不公平了，他的用意自始至终都是好的。

　　1992年，纳拉辛哈·劳巫的少数国大党政府被迫彻底改变印度的经济政策，以符合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换取援助的条件。在1992年的雅加达不结盟运动会议上，劳巫认识了我们的总理吴作栋之后，跟吴作栋相处愉快，并说服吴作栋带领一个新加坡商人代表团到印度访问。他的财政部长曼莫汉星和商业部长奇丹巴拉姆，来新加坡向我简述印度政策上的改变，并尝试吸引新加坡人前往印度投资。两位部长对于如何改善印度经济增长的问题非常清楚，他们知道应该怎么做。问题是，反对党对自由企业、自由市场、外来贸易和投资采取排斥的态度。面对这样的反对势力，怎样把事情办好呢？

　　1994年9月，劳巫到新加坡来访问。他跟我讨论印度开放的问题。我说，最大的障碍是印度的公务员一直认为外国人旨在剥削印度，所以理应加以阻止。如果他要外资源源流人印度，就像中国那样，他们必须改变心态，接受这样的观点：他们的工作是促进，不是管制投资者的活动。他邀请我到印度跟他的同僚和高级公务员一起举行各抒己见的献策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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