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腾飞路(72)_李光耀

七二

　　我们的基础设施工作团在1992年9月访问越南。他们向越南政府提出了一份报告，这份报告后来被采纳了。我们设立了一个援助中南半岛的1000万美元基金，为他们的官员提供技术训杜梅在1993年10月访问新加坡，对新加坡高水准的建筑与基础设施感到惊讶。他参观职总平价合作社时，对我们的工人拥有丰富多样的消费品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就像1990年俄罗斯总理雷日科夫来访时一样。

　　一个月后我进行回访时，从他的官员那儿发现他曾经指示政府机关向新加坡学习，并且尽可能优先考虑新加坡投资者所提出的项目。但是，我们的投资者却发现，尽管签署了多项协定，却无一真正落实。实际情况是越南低级官员利用这些投资计划向其他商人榨取更多好处。

　　杜梅曾是越南最重要的人物。他体型高大，阔脸大鼻，肤色黝黑，笔直的头发从旁边直梳到两侧，看起来整齐干净。他穿的是越南式的毛装，而不是像武文杰那样穿西装。他不像武文杰那样满脑子改革，却也不如国家主席黎德英将军那般保守。他是党内两派的平衡力量，也扮演仲裁者的角色。

　　言论集译成越南文他说在新加坡时，有人送了我的两本书给他。他找人把我的言论集从华文翻译成越南文，并且从头到尾读了一遍，在有关经济课题的关键段落底下画线，然后把它分发给所有重要的干部和部长阅读。他睡得很少，从半夜到凌晨三点，做半小时运动，然后阅读到上午7点30分，才开始工作。我们的大使馆职员告诉我，我的言论集译成越南文后已在书店里出售。越南似乎还没听说过版权这回事。

　　他问起我该怎么吸引更多投资，我建议他们改掉游击战中养成的习惯。获胡志明市当局批准的南方发展计划，还得再经过不熟悉情况的北方河内官员的批准，这根本是在浪费时间。此外，河内中央政府所批准的工程项目又经常在地方政府那一层受阻，因为地方当局有至高无上的权力。

　　杜梅哀伤地谈起越南的悲情历史。其中1000年同中国交战，另100年同法国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对抗，然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又为独立而战。他们得和日本人、法国人、美国人，还有后来的波尔布特集团作战。在140年的岁月中，越南同其他国家作战取得胜利，终于解放了自己。战争留下的创伤很深，工业薄弱，科技落伍，基础设施很差。我同情地对他说，越战对越南对美国都是个悲剧。他叹息一声说，要不是这一场战争。越南也许已0发展成像新加坡一样的现代化国家了。

　　我一再向他保证，越南终有一天会发展得比新加坡更好。我看不出目前的和平与稳定为什么不能长久持续下去。东亚已经从过去40年的经历中吸取了教训，战争根本不会带来什么好处。朝鲜和越南两场大战、柬埔寨的游击战，没有人是胜利者，大家都是受害人。杜梅难过地表示同意。

　　实际上，越南人已经在进步了。部长和官员都因为同外国人0有更多接触，得到更多关于自由市场经济的资讯，所以较能了解旧由市场的运作方式。市面更加活跃，商店、外商、酒店比以前更多，这一切都反映了胡志明市和河内的繁荣景象。

　　1995年3月间，我另一次访问越南时。第一副总理潘文凯主持了关于经济改革问题的讨论。他素以希望加速改革步伐见称。我们的投资者正面对错综复杂的问题。我告诉潘文凯。真要吸引投资者，他就必须让这些最先前来的投资者感到受欢迎。他们既已把资产固定在越南的领土上，理应获得必要的援助使投资成功。要是把在越南有固定资产的投资者都当成俘虏一样看待，肯定会把其他投资者都吓跑。他们的官员对付投资者，就像对付美国兵一样。把他们看做随时准备突袭并予以消灭的敌人。我的意见是。应该把投资者当成值得珍惜的朋友。需要有人引导他们走出迷宫似的官僚体制，避免遇到地雷和陷阱。

　　我举了一些我们的投资者面临困难的例子。新加坡的一位房地产发展商，当时正在河内建造一座旅馆。居住在工地附近的约30户人家对噪音和恼人的震动提出投诉。他答应每个月给每户赔偿48美元。在大家达成协议后，另外200户人家也来要求赔偿。发展商决定用不同的方法打桩，以免产生噪音和地面震动，但是他们不允许他这么做，因为他所持的是只适用于旧机器的许可证。

　　另外，新加坡电信与胡志明市邮电部门签订过一个联合投资无线电传呼服务的协定。在这个协定下，经过一年的试验，他们可以申请一张十年的执照。新加坡电信在投下100万美元让这个系统投人服务后，胡志明市邮电部门却建议从他们手中收购拥有权。我告诉武文杰总理，100万元事小，但是原则事大。如果他们背信弃义，不遵守合同，新加坡商人将对他们失去信心。后来可能是武文杰总理进行干预，让计划顺利进行，只是原来的协定还是做了一些更动，几个重要的问题也依然悬而未决。

　　从外国投资者那里得到的反馈，显示我的意见起了作用，越南官员如今比较肯帮助人了。一家德国大公司的总裁从越南续程到新加坡时，告诉我他们还为他提供了一位向导。我满意地微笑了。

　　不过，开放后接踵而来的社会弊病，使越南的高层领导人依然为它担心，惟恐在政治上失去控制，因而放慢了开放的步伐。他们不像中国那样，中国大多数省市长都年轻得多，受过大专教精。负责治理越南城市与省份的高层人士，都是过去的游击队指挥官。他们让苏联和莫斯科所发生的事吓坏了，也不能苟同蔓延到中国沿海城市的社会罪恶。这不是他们所要争取的。

　　1993年我向武文杰总理和他的班子建议，他们应该把游击队中的这些老战士提升到重要的顾问位置上，而让年纪较轻的官员，尤其是那些接触过西方的官员，负责日常事务。他们需要更了解市场经济，更能使外国投资者认同的人。问题是老将们打过仗、报过捷，是掌权说话的人，要以他们的方式建国。我相信年轻一代接班后，越南的经济会发展得更快。1997年9月，领导层出现了一次重要变动，副总理潘文凯升任总理，取代武文杰，而副总理陈德良取代黎德英将军为国家主席。这些都是使领导层年轻化的重要步骤。这一代人到过更多国家，看过真正的世界，清楚地知道越南同周边国家比起来，远远地落在后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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