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腾飞路(71)_李光耀

七一

　　12年后，1990年，在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会议上，越南第一副总理武文杰要求同我会面。他希望我们抛开歧见，进行合作。我对他们12月侵占柬埔寨以来所浪费的时间表示遗憾。除非纷争得以解决，否则我们不可能建立政府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武文杰说，越南有许多投资机会，他已经批准发出100多张投资许可证给外国公司。我回答说，不论投资许可证有100张还是1000张，除非美国指示世界银行给越南提供无条件的低息贷款，让它进行重建，同时美国的大银行认为在越南投资的风险是可以接受的，否则越南经济起飞不了。不过，一旦越南撤出柬埔寨，我们就会恢复中断的关系。

　　1991年10月，越南和其他有关各方在巴黎签订了柬埔寨冲突全面政治解决协定。一个星期后，已经成为总理的武文杰到新加坡访问。虽然我已不再担任总理，我们仍在我的接班人吴作栋总理款待他的晚宴上见了面。宴席将散，他起身向我走来，像共产党人惯常所做的那样半拥抱着我，问我愿不愿意帮助越南。我说，怎么帮？做他们的经济顾问。一时之间我哑口无言。从他们侵占柬埔寨以来，我一直是他们猛烈抨击的对象。回过神来后，我告诉他，我只有管理一个城市国家的经验，从未管理过像越南这样拥有6000万人口，多年来饱受战火摧残的国家，而且实行的是必须转变为市场经济的共产主义制度。他楔而不舍，并且过后还送来两封信。

　　在互相通信后，我同意访问越南，不以顾问的身份，而是同他们一起讨论，集思广益，研究如何转向自由市场经济。我在1992年4月访问河内时，我们的关系完全改变了。在装饰华丽。正中央摆放着胡志明半身像的会议室里，我花了一整天的时间同武文杰和他的内阁部长、高级官员进行讨论。他们准备了5个问题，先是问越南在推行现代化时应该着重于什么商品、什么市场，以及同怎样的伙伴合作。我回答说，这个问题本身就暴露了他们长期经历中央规划所形成的思想倾向，因为他们事先假定会有特定的商品、市场或者伙伴，能协助他们转型。我建议他们研究台湾和韩国从农业社会转型成为新兴工业社会的过程。

　　我说，利用越南南方，尤其是胡志明市（也就是过去的西贡）作为全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是上策。共产主义在北越推行血年，在越南南方则只有16年。南方人民熟悉自由市场经济，要回复旧的制度并不困难。他们最好的催化剂是那些流亡海外的人，即在1975年后离开，在美国、西欧和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的商界闯出一番天地的越南难民。他们一定愿意协助自己的家庭和朋友，应该把他们找回来，为启动南方的经济尽力。

　　武文杰似乎被这个建议吸引了。他本身是南方人，但是其他资历更老的领导人要的是南北均衡发展。他们内心都有个隐忧：这些散居海外的人会带回颠覆思想，或者同像美国中央情报局那样的外国机构有联系。经过数十年捉迷藏式的游击战争后，他们总是怀疑每个人都图谋不轨。

　　武文杰在我临走前从河内飞到胡志明市同我会晤。他请我每年去一趟，说我是一个真正的朋友，因为虽然有些话听来刺耳，我给他们提出的却是诚实和诚恳的建议。我答应两年内再访越南。在这段期间，我会派一个工作团前去研究他们在基础设施方面的不足之处，并且对他们的海港、机场、公路、桥梁、电信和电力的建设发展提出建议。

　　我们决定抛弃前夕嫌我们的官员相信他们之所以要同我交往，是希望接近东盟，在面对中国时更有安全感。新加坡在柬埔寨问题上，曾经是反越声音中最响亮的一个。他们能同我们恢复正常关系的话，将会加强外国投资者的信心。我们决定抛弃前嫌，尽力协助他们适应市场经济，以便彼此成为和谐共处的东盟伙伴。

　　在河内的时候，我要求会见范文同。尽管已经退位，他还是在他们的官邸同我会面。那是一座20年代建成的旧式石砌的建筑物，过去曾经是法国总督的办公室。范文同在大门楼梯口跟我见面，身体明显虚弱了，但仍费劲地直立着，再脚步蹒跚地走到有段距离的椅子旁。因为他怕冷，他们把冷气机关掉了。他虽然体弱，说起话来却依然十分坚定有力。他忆述我们在新加坡的那次会谈，说过去的已成过去，越南历史正掀开新的一页。他对我前去帮助他们的情谊表示感谢。

　　越南领导人是很特出的一群。武文杰虽然说话温文，但是作为共产党地下斗争者，他的背景显然同表面的温文背道而驰。他们是让人畏惧的对手，意志坚定，斗志高昂。

　　在写给内阁的短笺中我形容越南在改革开放了6年后的惨状。虽然如此，越南人还是精力充沛、资质聪颖的民族，基层基本上都是尊崇儒家思想的。我相信再过二三十年，他们将会振兴起来。每一个会议都准时开始、准时结束。他们都是非常认真的人。

　　同我在胡志明市见过面的总理武文杰和前总书记阮文灵都说过，他们必须针对市场经济这个课题对于部们进行再教育。一位在胡志明市的外国银行家告诉我，因为人才外流情况严重，越南面对受训人才短缺的困境。

　　他们的许多行为和做法依然是非常共产式的。我们第一大经过上下午两轮讨论过后，武文杰仍然不置可否。在这两个会议之后，他们带我去见总书记杜梅。从我跟总理分手到同杜梅见面的20分钟里，相信杜梅已经听了这两轮讨论的汇报。武文杰必定是在我同杜梅见面后得到杜梅点头批准。所以在当晚的宴会演讲中，重提我谈到的一点。早些时候，他对此还不置可否，那就是越南不应该有太多国际机场和海港，而应该集中建造一个大型的国际机场和一个大型的国际海港，以便纳入世界机场与海港的网络。

　　我们讨论了他们不断亏损的国营企业。他们要把这些国营企业私有化，或者转卖给员工或其他人。我解释说，这个方法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关键在于有效的管理。新加坡航空公司也是百分之百由政府经营，但是它效率高，利润也高，原因在于它同样必须面对其他国际航空公司的竞争。我们政府不给予津贴。赚不到钱的话，它同样得关门。我建议他们在把国营公司私营化的过程中引进海外机构，以注入管理的专门技巧，为新科技提供外来资金。管理制度上的改变是必要的。他们需要同外国人合作，从实践中学习。单在国家内部进行私营化，只把企业卖给自己人，并不能达到这个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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