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腾飞路(63)_李光耀

六三

　　萨默斯在1998年1月11日赴印尼途中路经新加坡时，告诉我和吴总理，怕前最需要的是“中断”苏哈托的执政手法，总统的亲朋戚友必须停止享有各种特权，大家得平等竞争。我却指出，苏哈托继续执政才是上策，因为没有任何一个继承苏哈托的总统有那种能耐推行基金组织开出的严格条件。因此，我们应该协助苏哈托落实这些条件，朝最理想的结局努力，即促使苏哈托委任副总统，将来由这名副总统在后苏哈托时代，负责恢复市场人士的信心。克林顿政府对这个观点无法认同，坚持务必推行民主，根绝贪污和侵犯人权的事件。反正冷战已经成为过去，没必要再“纵容”（克林顿在1992年竞选时使用的字眼）苏哈托了。

　　两个月后。在1998年3月，美国前副总统沃尔特·蒙代尔带来克林顿给苏哈托的口信，然后在回程中到新加坡同我和吴总理会面。双方就苏哈托对改革方案可能采取什么行动交换意见，然后蒙代尔冷不防向我提问：“你是认识马科斯的。他是英雄还是奸雄？苏哈托和他比较有什么不同？苏哈托是爱国之士还是恶人一个？”我觉察到蒙代尔准备先摸清苏哈托的动机，然后才向美国总统提呈建议。我回答他，马科斯或许一开始是个英雄，结果却变成好雄。苏哈托则不同，他心目中的英雄不是华盛顿，也不是杰弗逊或麦迪逊，他崇拜的是爪哇中部的梭罗苏丹。苏哈托夫人生前是这个皇室家族的小公主。在苏哈托心里，作为堂堂的印尼总统，他是一个泱泱大国的苏丹中之苏丹，膝下子女自然应该享有和梭罗苏丹的王子、公主们一样的特权。给予他们这些特权，他一点也不觉得愧疚，因为这是他当苏丹霸主的权利。他视自己为爱国之士，我也不会把他列为奸雄。

　　吴总理分别在1997年10月和1998年1月与2月三度造访苏哈托，向他解释印尼经济正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他必须认真对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方案，否则市场将抛售印尼货币与股票，导致当地经济崩溃。吴总理最后一次在1998年2月见过苏哈托后回来告诉我，对方的一举一动好像是自己已经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深信西方国家要把他踢出局。吴总理向苏哈托表示关注，万一经济情况恶化，就会出现粮食短缺、社会动荡、人们对印尼信心全失的局面。要真是这样，总统就会处于非常严峻的困境，因此非得借助基金组织的支持，稳住经济不可。苏哈托信心十足地回答说他有军方鼎力支持。吴总理向他暗示，印尼人民可能已到达饥饿之至，连军人也不愿开枪的地步。苏哈托根本不认为有这种可能性。可怜他完全和现实脱节。当时已有一名印尼将军这么说（这是美国大使3月间告诉我们的大使的）：“如果有1000名学生，他们会遭到镇压；如果有一万名学生，印尼武装部队会设法控制群众；但是如果学生有10万名，武装部队人员会反过来加入学生的行列。”

　　苏哈托一生最大的错误1998年二三月间，苏哈托最后一次委任军方和内阁要员人选，这是他一生贻害最大的错误判断。他委任哈比比为副总统，因为正如他在辞职前48小时所说的，没有人会支持哈比比出任总统。苏哈托以为只要众人知道下一个总统人选是哈比比，无论国内或国外，就不会有人串谋逼他下台了。陪他打高尔夫球的木材大王郑建盛当上贸工部长，女儿杜杜成了社会事务部长。几乎所有其他出任内阁成员的人士，不是效忠于他，就是他的子女们的亲信。他一方面委任维兰托上将为武装部队总司令，另一方面提升女婿普拉博沃为中将，由后者出任陆军战略后备部队司令，企图以此平衡大局，这么做却大错特错。他明知普拉博沃脑子精，野心大，但是做事冲动鲁莽。

　　我于1996年和1997年在雅加达同普拉博沃共进过午餐。他很机智，但是直率得很不得体。1998年2月7日，他到新加坡访问，分别同我和吴总理会面，传达了奇怪的信息：印尼华人的处境危险，一旦发生什么问题，即暴动，作为少数民族的他们将受到伤害；活跃于政坛的印尼著名成功华裔商人林绵坤尤其发炭可危，因为他具备“双重少数派”的身分，既是华人又是天主教徒。林绵坤曾对他和数名将军说，苏哈托非下台不可。当我表示怀疑时，他坚持林绵坤确实说过这些话，还说印尼的华裔天主教徒令自己陷入险境。我和总理都百思不得其解，不明白他为什么要相告关于林绵坤的这席话——显然任何一个印尼人都不可能告诉总统的女婿应该把总统撵下台。我们猜想这是不是林绵坤和其他印尼华裔商人即将出事的前奏，他要让我们有心理准备。

　　1998年5月9日，刚退休不久的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威廉。欧文斯在新加坡同我碰面。他告诉我，前一天在雅加达的印尼扭转过来，崛起成为虎虎生威的新兴经济体；是他为印尼人民提供教育，兴建基础设施，为印尼的继续发展铺路。对这样一个领袖来说，事情发展到这步田地真是个人极大的悲哀。在这种非常时刻，向来在判断和任用手下方面特具慧眼的他，却选错对象出任要职。他犯下的错误对自己、对国家都贻害无穷。

　　苏哈托从来没有考虑要流亡他国。他和家人的财富都投资在印尼。那名在《资本家》杂志上报道苏哈托家族累积资产达420亿美元的美国记者，1998年10月在纽约向我透露，这笔财产大部分留在印尼。当地爆发经济灾难后，据他估计，财产价值只剩40亿美元了。苏哈托不像菲律宾的马科斯，他没有把财富偷偷带出国外，以防必要时能迅速脱身。他依然留在雅加达的住家。当了32年总统的他没打算逃跑。我不明白他的子女为什么需要那么多财富。若不是因为他们行为过分，苏哈托在印尼史上将能占有不同的地位。

　　深受他信任，对他忠心耿耿，曾长期担任武装部队情报局局长，后来升任武装部队总司令的穆达尼将军，曾在80年代末对我说，他曾劝告苏哈托制止子女们对商业特权的无止境的要求。如果听取穆达尼的劝告，苏哈托就不会有如此的悲剧收场。

　　我观看了他宣布辞职的电视广播，为他无法更体面地引退而叹息。苏哈托穷一生精力，稳定印尼局势和振兴国家经济。他所推行的政策提供了有利条件，让所有的东盟国家经济能在70年代至90年代期间，欣欣向荣。那是东南亚的黄金时代。

　　虽然哈比比是误打误撞坐上总统的位子，他却相信命中注定他会统治印尼。他有很高的智力，却性情善变，而且口没遮拦。在《亚洲华尔街日报》（1998年8月4日）的一篇报道中，他形容自己的工作方式是“并行处理一二十个课题”，把自己跟电脑相提并论。他也抱怨在1998年5月21日就任的时候，许多国家第二天就纷纷传来贺词，新加坡却迟迟没有道贺，一直到“将近6月份，非常退。我是无所谓，但是这里（印尼）有2.11亿人。看看地图，绿色的（地区）全是印尼，那个小红点是新加坡。你看看。”

　　（新加坡已在5月25日发了贺电）吴总理几天后在国庆群众大会的演讲中回应说，新加坡只有区区300万人口的资源，像新加坡这种“小红点”能为邻国做出的贡献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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