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腾飞路(52)_李光耀

五二

　　东姑大权旁落第二天，马来西亚最高元首宣布紧急状态，中止国会。政府成立了一个以敦拉扎克为主席的国家行动理事会，根据政令来管理以恢复治安。东姑已大权旁落。理事会成立，标志着东站时代的结束。这些暴乱改变了马来西亚社会的本质。从那个时候起，马来西亚成了一个公开由马来族支配的社会。

　　吉隆坡的暴乱在新加坡的华人和马来人社群中引起广泛的不安，两个族群都担心邻国的种族纷争终会无可避兔地蔓延到新加坡。逃到新加坡的马来西亚华人追述他们的亲戚是怎么地在马来西亚遭受残暴的对待。有关马来西亚马来人的凶残行为，以及当地武装部队在处理问题时明显偏袒的消息传开来后，人们惊愤交加。我当时身在美国，要向耶鲁大学学生演讲，在那里看到有关暴乱的报道。吉隆坡暴乱发生的那几天里，新加坡也发生了华人攻击马来人的事件。警方展开强有力的压制行动，军队也出动了，检举了几个被捕的闹事者，及时制止了这种向无辜马来同胞采取报复行动的毫无理性的行为。那些被检举的人都被控上法庭并判刑。

　　暴乱发生的4个月后，我到驻新加坡的马来西亚最高专员0官邸拜访东姑。他看起来很沮丧，那段惨痛经历所造成的影响流露无遗。马哈蒂尔医生（当时是巫统最高理事会成员，后来成为首相）通过一封广为流传的公开信，攻击他把国家出卖给华人。我感觉到，他希望新加坡态度友善，希望我们能影响马来西亚的华人，使他们别对巫统领袖怀有敌意。我写了张便条给我的同僚：“我担心的，不是我们支持东姑会使我们失去国内非马来族群的支持，而是这样做的话，反倒可能会使东姑失去马来人的支持，迫使他必须提早退休。”

　　一个星期后，林金山在吉隆坡跟敦拉扎克会面，他回来汇报说这次“再也看不到以往那种老大哥的姿态。如果巧妙地提出意见，不让对方觉得我们是占了上风，他们是会接受的……我们尽可能再多支持他们一阵子，这是值得的”。我们担心的是，东姑和他的所有温和派成员会被真正的极端分子取代。马来西亚的国际声望猛降，敦拉扎克采取守势。然而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关系却改善了，这真是一大讽刺。他需要我们协助马来西亚华人消除疑虑，安抚情绪。我们在新马仍属一家时所发挥的影响力，至今依然存在。分家后，由同一组编辑人员出版一份报章，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两地发行的做法，依然持续。

　　但在1969年5月吉隆坡发生种族暴乱之后，《马来前锋报》更加亲马来人，对新加坡政府采取公开敌视的态度，把我们帮助国内马来人的各种努力贬得一文不值。为了制止《马来前锋报》继续在新加坡煽动种族情绪，我们于是修改条例，规定所有报纸必须在新加坡出版、在新加坡设立编辑部，才有资格申请在本地印刷和销售的准证。《马来前锋报》关闭了它在新加坡的办事处，也停止在本地发行。不久后，所有在本国出版的报纸，都不能在对方境内销售。这个条例沿用至今。两国政府都认识到，双方的种族、语言和文化政策，都存在着根本的差异，在新加坡被当做正统的做法，对马来西亚来说却具煽动性，反之亦然。

　　到了1970年8月31日——马来西亚的国庆日，东姑大势已去，他宣布准备让出首相的位子。我替他感到难过。他不应该以这样的方式下台。15年来，他先担任首席部长，然后担任首相，期间付出很大的心血，把马来西亚各种族人民团结起来，并领导国家在经济和社会上取得进展。他应更光荣地退休。1969年的种族暴乱事件，粉碎了他竭力争取快乐的马来西亚的梦想。我本身对他有好感。他是位绅士，一位有自己的道义标准的旧时代绅士。他从来不会让挚友失望。尽管他没把我当做挚友，每当他来新加坡观看赛马，或是我到他养老的摈城去，我总会抽空探望他。最后一次见他，是1989年在摈城，他去世的前一年。当时，他看起来已经很虚弱，可是在我离开的时候，他还亲自送到前门廊，送别时吃力地撑起身子，让媒体为我们拍照。

　　1970年9月，敦拉扎克继任首相，他跟东姑是截然不同的领袖。他没有东姑的和蔼可亲与威严气度，也比较优柔寡断。1940年到1942年，我跟敦拉扎克同在莱佛士学院就读。他是彭亨州一位酋长的儿子。在他们的阶级社会里，他深受马来学生的尊敬。敦拉扎克身材中等，白皙的圆脸，平服的头发，看起来寡言、严肃。他头脑灵活，勤奋，也是一名曲棍球好手，在人前总觉得不自在，除非是熟人。未分家之前，由于我们争取的是同一批选票，他对我始终感到怀疑和不自在，大概觉得我会对马来人的支配权和最高政治地位构成威胁。他比较喜欢跟吴庆瑞打交道，觉得自在些，因为他不把吴庆瑞当成竞争选票的对手。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之后，墩拉扎克对我的态度有了改善，我不再是他在选票上的竞争对手。

　　敦拉扎克和其他巫统的马来领导人摒弃了东姑对待华族商人的方式，认为他的做法已经过时。尝过了掌握全权的滋味，包括政治权力和军事权力，他们现在毫不掩饰他们的经济政策，在每个领域都是偏祖土著（他们视为“土地之子”的马来原住民）的。他们推行了新经济政策，以“根除贫困”，使“财富拥有权更平均”。目标是在1990年，根据条规和行政，让马来人拥有所有私人资产的30％，华族和印度族人口40％，外国人（主要是英国人）则减到30％。敦拉扎克也宣布一套“国家思想”：所有人民不论种族应信奉神明，效忠最高元首和国家，维护宪法和法治，提倡道德修养，容忍和互相敬重，从而共同迈向一个公正进步的社会。

　　1970年8月，种族暴乱发生一年多后，他们取消所有尚未解除的宵禁，允许恢复政治活动。然而他们也扩大煽动叛乱的定义，包括反抗国家思想和马来人的支配。敦拉扎克全神贯注地要把经历暴乱创伤的国家纳人正轨，并设法使他的新经济政策充实完善。所以，我们过了几个风平浪静的年头。然而我们仍时不时在大小事务上遇到问题。

　　1971年，因为不想年轻人学嬉皮士的榜样，新加坡推行反对留长发运动。凡是蓄长发的男性，在政府部门柜台和所有入境处（机场、港口和新柔长堤），我们都会轮后服务。三名青年在乌节路停车场被当做私会党嫌疑犯而遭逮捕，接受警方盘问，其中两个是马来人，一个是华人。他们被扣留了16小时，由警方理发师把他们的一头长发剪短，然后释放。巧的是，他们都是马来西亚人。《马来前锋报》用显著版位报道了这次事件，引起了小轰动。政府为这事件公开道歉。与此同时，在有关我们的海港以及两国的联合货币局和航空公司分资产的课题上，两国的纠纷开始酝酿。

　　分家后不久，有报道说陈修信威胁要让船只绕过新加坡，着重发展马来西亚的瑞天咸港（后来改称巴生港口）和按城。当时，马来西亚有40％的贸易通过新加坡转口，他形容这种做法“是过去殖民统治时代的陈迹”。之后，马来西亚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减少通过新加坡进出口的货物。1972年8月柔佛州马来商会呼吁他们的政府，在新山附近的巴西古当港口一旦启用后，便取消前来新加坡的火车服务。同年10月马来西亚宣布，从73年开始，所有从马来西亚境内运到国内另一个地点的货物必须在本国港口托运，到货时才能免抽进口税。换句话说，货物通过新加坡转运的话，就必须缴进口税。他们也禁止木材出口到新加坡，使新加坡的三合板厂和锯木厂受到严重的打击。中断了一些时日后，我们总算在印尼找到木材供应。

　　当时的财政部长韩瑞生是我手下最有耐心，也最讲理的部长。他写道：“马来西亚对经济合作的态度是既妒忌又瞧不起。他们相信，新加坡没有马来西亚就生存不了，新加坡的繁荣完全要依靠他们。尽管如此，他们却感到十分懊恼，因为新加坡虽然幅员小又脆弱，进步程度却出乎他们意料。”

　　成立委员会60年代末，新加坡发现马来西亚成立了一个“S”（指新加坡）委员会，就一切同新加坡引起纠纷的问题协调处理马来西亚的相关政策。主席是马来西亚公共服务首长，其他成员有国防部、外交部和内政部的秘书长。我们也获知，他们不时起用前行动党亲共被拘留人士如兀哈尔和詹姆斯。普都遮里，以帮助他们了解新加坡的政策背后的想法。当我们听到这个消息时，觉得“S”委员会带有邪恶色彩。他们的动机何在其实不难揣测，在有办法左右的经济领域里，他们总要设法遏制我们的经济成长。

　　后来，到了胡先翁首相掌权时，新马关系缓和些，我建议成立一个政府之间的委员会负责解决双边课题。1980年5月13日，他的外交部长利道丁在斯里淡马锡官邸跟我会面时说，他们早已有个“S”委员会来研究跟新加坡有关的问题。1986年10月，‘它“委陨会再扩大范围，同时研究跟印尼、泰国和文莱的双边关系，并改名为外交关系委员会。之后，马来西亚公开地跟我们的官员谈论外交关系委员会，以及它在处理双边关系方面所扮演的角色。他们停止了’它”委员会阴谋诡计式的做法。

　　惟一对新加坡没有偏见的马来西亚部长是副首相伊斯迈。1971年4月，他以考察新加坡的建屋计划为借口，访问了新加坡。我们谈得很融洽。他要求彼此进一步合作。他告诉报界，意见分歧不应妨碍两国进一步合作。在他的促请下，新加坡的国营贸易机构国际贸易公司于1971年签署协议，要跟马来西亚的国营贸易机构国家企业机构合作，进行第三国贸易。结果却没什么建树。他处境孤立。在其他巫统领袖当中占不了上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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