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腾飞路(50)_李光耀

五〇

　　※15、新马关系风云变幻

　　1966年3月20日，新马分家八个月后，马来西亚首相东姑来到新加坡访问。我到靠近植物园的联邦大厦同他见面，在那三个小时里，我们交谈，吃了顿中式晚餐，看电视，然后继续交谈。在场的还有他的夫人和马来西亚最高专员扎马阿都拉迪夫。这限东姑谈公事的一贯作风。除了他最挂心的事，他也谈了好多其他的事情。东姑打算在最高元首登基后休假，因此建议新加坡的部长和他的部长在4月间一起到金马仑高原去打高尔夫球。到时双方就可加深彼此的了解，所有的难题也自然能随之解决。他希望我们能回复过去那种轻松自如的关系，以缓和非马来族和马来族之间的紧张气氛。

　　我告诉他4月不太方便，我得到伦敦和斯德哥尔摩走一趟。6月也许较理想。用晚餐时，他婉转地发出威胁，轻描淡写地在话语中提醒我，新加坡的命运操纵在马来西亚手里，新加坡必须跟马来西亚密切合作。他质问我为什么阻止失业的马来西亚人在新加坡找工作。我解释说，我们不可能大开门户，毫无节制地让外国人拥到新加坡来讨生活。然而吉隆坡也面对同样的情况，他不明白为什么这会对新加坡的经济造成那么大的压力。他已经指示联邦工业发展局在吉隆坡、恰保、按城和新山发展新兴工业。新加坡既是个大城市，这么做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我只能耐心地跟他解释，让他知道新加坡没有责任照顾失业的马来西亚人，我们也有自己的失业人民等着我们帮忙找工作。

　　他向我抱怨杜进才和拉贾拉南，指责他们发表批评马来西亚的演讲。我告诉他，我那些来自马来亚的部长们，对自己出生和成长的地方仍然怀有感情，他们难免会表现出马来亚人似的反应。他们需要时间来接受自己如今已是新加坡人，是属于另一个分隔独立国家的人民。东姑毫不掩饰自己的愤怒和不耐烦，他老实不客气地说：“他们最好快点认清这一点，这是我不能够容忍的。这些人别有居心。拉贾拉南效忠的对象还可能是印度呢。”东姑错了，虽然拉贾拉南出生于锡兰（如今的斯里兰卡）的贾夫纳，但他却是全心全意地效忠马来西亚的。

　　离开之前，我在大门停下脚步说，我们必须建立一种新的工作关系，为谋求双方的利益而合作。这是极其婉转地暗示他，新马再也不可能回到过去那种快乐的日子了，在那个时候，新加坡为了寻求合并总是低声下气。

　　跟东姑在分家后的第一次接触叫我百感交集。他依然认为我应该听命于他。不过，令我放心的是，看来他仍大权在握。我知道他希望能平静地过日子，不喜欢看到关系长期紧张或危机长期存在。

　　马来西亚领袖照旧以60年代初期我们寻求同马来西亚合并时的那种态度对待我们。他们觉得我们碍手碍脚，因而把我们挤出他们的国会和政坛。现在虽然新加坡已经独立了，并享有了自主权，东姑却依然深信，他在新加坡的一营兵力，加之能随时切断我们的水供，关闭长堤，停止所有贸易和交通，便足以迫使我们就范。如果他能纯粹以过去那种贵族魅力要我们服从，那恐怕会更理想。

　　1966年，我从4月起离开新加坡两个月。在这期间，东姑。敦拉扎克、加查利群起攻击当时的副总理杜进才和我，因为我们看似准备在马来西亚之前同印尼重建邦交。东姑恫言要采取报复行动。当时担任代总理的杜进才已对印尼决定承认新加坡表示欢迎。马来西亚政府却对此十分不高兴，还发出声明：“新加坡决定欢迎印尼承认它，清楚显示新加坡将会跟印尼有某种联系或交往，因此将会有印尼人到新加坡去。显然地，这么一来，我们的安全将受到威胁，因为印尼一再重申要加紧同马来西亚对抗。因此，马来西亚不得不继续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障它的利益和安全。”

　　紧接着在4月18日，马来西亚内政部长伊斯迈医生宣布限制持新加坡身分证的人通过长堤入境，新措施立即生效。

　　从英国和东欧访问回来，我同东姑见面。他埋怨我到这些共产党国家访问，认为一旦这些国家在新加坡开设大使馆，就会对冯来西亚构成威胁。他质问我怎么可以表示要跟中国和印尼成为好朋友。我的答复是，尽管我的处事方式跟他不大一样，却也队不打算让共产党人给吃掉。我忆述曾经有一艘中国轮船要在新加坡码头靠岸时，我们怎么因为船长拒绝签字保证不分发文化大革命的宣传资料而坚决不让船员上岸。北京电台就此抨击我们的移民厅。我解释说，除了罗马尼亚，东欧国家走的是跟中国作对的苏联路线。当时英国军队仍在新加坡驻扎，这是不结盟国家所无法容忍的，所以东欧国家对新加坡采取中立或支持的态度，可防止我们被孤立。

　　巫统领袖也继续利用在两国发行的爪威文报纸《马来前锋报》煽动马来人的情绪，反对新加坡的“华人”政府。《马来前锋报》报道，新加坡的一名巫统领袖、联邦上议院的两名新加坡前议员之一阿末。哈芝。塔夫，要求我们成立的宪法委员会把马来人的特权列人新加坡的宪法。这些在马来西亚宪法里的特权从来不适用于新加坡。

　　我们的新闻处把《马来前锋报》具煽动性和种族主义的言论翻译成英文、华文和泰米尔文，通过电台、电视和报章广泛报道。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非马来人对巫统领袖的印象因而大打折扣。伊斯迈和加查利提出投诉。伊斯迈说，这是在阴谋破坏马来西亚，除非把政治分开，否则两国之间不可能建立经济合作关系。作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我们不应该于涉他们的内部事务。加查利更进一步说，马来西亚跟新加坡的关系特殊。对于新加坡跟苏联以及其他共产国家签订贸易协议却没通知他们，他感到失望（马来西亚没有跟任何共产党国家签署这类协议）。他认为，这些事项都应在经济合作和防务协议的范围内，而根据这一协议，任何一方都不应缔结任何危及对方防务的条约或协定。我指出，礼尚往来，他不能指望我们这么做而自己却不这么做。

　　加查利也要我们等到他们跟印尼重修旧好后才跟印尼恢复物物交换的贸易。他以国家安全为由，坚持要我们只让超过200吨的大船进人我们的主要港口，所有较小的船只，尤其是帆船都一概不许入港。可是，我们的政治部现在改名为内部安全局，却通报说，马来西亚本身公开在马来半岛西岸进行物物交换贸易，来自苏门答腊的小帆船可以驶入柔佛和马六甲的港口。于是，吴庆瑞要求召开联合防务理事会会议讨论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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