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腾飞路(48)_李光耀

四八

　　一直到1990年，黄宗仁才以72岁的高龄卸下大法官的职务。我延长他的任期，让他在历岁的退休年龄之后继续担任大法官，因为合适的接班人还没有着落。黄宗仁对法律了如指掌，在法庭里威严十足地审理新案和上诉案件。他属于英国殖民地时代的典型大法官，把大部分精力放在审判工作和最高法院的运作上，对初级法庭或整个司法制度的运作不太在意。由于诉讼案激增，高庭。初庭都堆满案子。高庭的司法轮子缓慢转动，工作越积越多，案件往往要花上四到六年的时间才受理。大部分案件由初庭处理，运转几乎一样缓慢。

　　早在1988年，我就决定在1990年底卸下总理的职务。我知道接班的吴作栋跟法律界没有什么关系，要他决定合适的大法官人选恐怕会有困难。于是我在卸任前着手物色一个合适的人选来挑大梁。我分别跟每一位法官会面，要求他们按功绩依次列出他们心目中的三个人选，但不包括自己。然后我又跟每位法官一起逐个评点法律界的人物。我们也考虑来自马来西亚的杰出律师。四位法官——AP拉惹、古玛拉三美、邓立平和陈锡强推荐杨邦孝为首选，给予他最高的评价。

　　杨邦孝当时在新加坡规模最大的银行华侨银行担任主席。1969年的吉隆坡种族暴乱过后，他放弃律师楼资深合伙人的地位，离开业务蒸蒸日上的律师楼，跟家人一起迁居新加坡，在这里一家新开业的商业银行担任主席。

　　我们在剑桥法学院同窗三年，他的功课怎么样，我很清楚。1946年第一个学期的课程我没上，于是向他借了听讲的笔记。那些笔记完整而井井有条，为我提供了清楚的课程概要。六个月后，1947年6月，我在第一年的法律考试中名列前茅，邦孝也一样。我们俩回国后仍保持联络。60年代末，他受新马两地政府委任为新马合资联营的马新航空公司的主席。华侨银行在1981年让他借调到负责管理和投资新加坡储备金的政府投资公司，在那里当董事经理。我在那个时候跟他恢复过去的密切来往。讲解某项投资的不同选择方案时，虽然他会表明个人的偏好，但是对每个方案的介绍却都同样透彻周详，一丝不苟，谨严公正。这是担任司法人员的重要品质。

　　我在1976年向他献议，请他出任最高法院法官。他当时是华侨银行的副主席，婉拒了这个献议。1989年，趁着同他共进午餐时，我请他考虑出任大法官。我向他游说，指出他已经登上新加坡最大银行的最高职位，在那里付出心血只能让数千名雇员和更多股东受益。出任大法官的话，他却能使执法工作追上时代，造福整个社会和新加坡的经济。如果他答应的话，就必须先在最高法院担任法官一年，重新融人法律界，然后才能出任大法官。他要我给他时间考虑。要是答应了，他的生活方式就会发生变化，还要蒙受金钱上的损失。他在银行支取200多万元的年薪，当法官的年薪却少于30万元，等于银行薪水的七分之一。考虑了一个月之后，他接受我的献议——是责任心驱使他这么做。新加坡给了他第二个家。

　　1989年7月1日，我委任他为最高法院法官。1990年9月，黄宗仁大法官退休后，我正式任命杨邦孝为大法官。他在日治时期和马来西亚种族暴乱期间吃过苦头，对通过司法维持社会秩序有强烈的看法。他对多元种族社会的看法，对于应该怎样去培养和治理这种社会，对处于这个区域的这样一个社会应该以什么态度对待法治的问题，跟我的见解没什么不同。

　　他明白要挑起新的工作重担，从最初级的法庭到最高法院，那些过时的办事方法必须废除，重新制定新程序，才能迅速处理一切案件。我建议他亲自到初庭走一趟，并同推事、地方法官一起坐下来，听他们汇报工作情况，以便掌握这方面的第一手资料，同时评估他们的能力，抓紧制度的运作，并招揽更多人才。司法界必须重建工作纪律。有些律师向我投诉说，一些推事和地方法官把车子停放在限制区外围地带，以避免支付繁忙时间收取的小额收费。等限制时段一过，他们就休庭把车子开入市中心。司法制度的纪律不严，由此可见一斑。

　　事实证明杨邦孝是个出色的大法官。他为全体法官提供领导，为法律界开创了高尚的新风气。“不消几年，他改革了法庭和司法程序，使制度赶上时代，搁置待理的工作和案件因此减少，候审案件也更快得到处理。他修改条规和惯例，防止律师利用这类条例拖延案件的审理工作或使得审讯展期。为了应付日益增加的诉讼案，他建议委任更多的最高法院法官，同时根据工作量聘用更多的司法委员（执行法官职务的资深律师）。他挑选人手的方式公正而有系统：先同被视为法律界佼佼者的人会面，从中初选20个，然后请教当时在司法界服务的每一位法官和司法委员，参考他们对这20个人的看法——整体上的正直感、处理法律事务的能力和”司法方面的脾性“等等，接着才向总理推荐。

　　至于上诉庭法官的人选，他要求每一位法官和司法委员，从同行当中推荐两个他认为最适合的人，但是不包括自己。杨邦孝最终推荐的两个人选是他们同辈所一致认同的。所有法官和资深律师都清楚他挑选人手的方式，这种方式促使全体法官和司法委员的地位和声誉得以提高。

　　他把资讯科技引人法庭，以便工作加速完成。律师现在大可以利用电脑把诉讼文件提交法庭并寻找资料。到1999年，新加坡的法庭闻名遐尔，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法官和律师，都慕名前来考察杨邦孝的改组成果。世界银行向其他国家推荐这里的初庭和高庭制度，作为它们学习的典范。

　　世界评级机构也给新加坡的司法制度打了高分。在90年代，瑞士国际管理与发展研究院出版的《世界竞争力年报》，年年在“社会人士对司法公正的信心”这一栏，把新加坡列为亚洲国l家之首。1997至1998年，新加坡名列同一栏目的全球十大排名榜，领先美国、英国、日本和大部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1995年，香港政治与经济风险咨询机构开始评价亚洲国家的司法制度，就这方面它一直把新加坡排在亚洲榜首。

　　在挑选总统的人选方面我就没有那么幸运。我从1954年起就和德万·奈尔共事，并于1981年在国会提议推选德万·奈尔怕任总统。1985年3月15日下午，有人告诉我德万·奈尔出访东马沙捞越州的古晋时行为怪诞，令我十分惊愕。沙捞越的州政府医生在3月14日拨电通知德万·奈尔的私人医生JA淡比雅，要他把行止有异的总统接回国。德万·奈尔对每个女人都显得情不自禁，包括在车里陪同他的一位副部长的夫人、宴会上的女士和照顾他的护士等。他对她们不规矩，向她们提出猥亵下流的要求，抚摸和非礼她们。淡比雅医生通知了新加坡医药总监之后，立刻飞往古晋，结果在那里发现德万·奈尔已经崩溃了，不能自已。他在3月15日陪同总统一起回国。

　　当天晚上九点左右，我在总统府的寓所会见德万·奈尔夫人。我带着内人芝一起去，因为她和德万·奈尔夫人相熟，由她帮我向德万·奈尔夫人披露这个不愉快的消息。第二天我通知内阁，文件说：“德万·奈尔夫人听说德万·奈尔在古晋行为不检而且精神崩溃后，态度镇定，勉强压抑住心中的厌恶和愤怒。她告诉我和内人，德万·奈尔已经变了，说他时不时狂饮，而且过去几个月来，每天晚上都灌下一瓶威士忌。她每晚提早把佣人打发回去，就是为了不让佣人知道他喝得烂醉如泥，并经常在这种情况下殴打她。她早料到这样的事情会在沙捞越发生，所以拒绝同行。

　　“在出访沙捞越之前的几个星期，德万·奈尔常常一个人驾车离开总统府。他戴上假发乔装改扮，在没有保安人员或司机的陪同下，独自前往会见一个德国女郎。有一天早晨，德万·奈尔夫人在他彻夜未归之后，到樟宜别墅去查看，结果发现了空酒瓶、沾上唇膏痕迹的酒杯和一些香烟。德万·奈尔也曾带那个德国女郎到总统府的寓所共进晚餐。当德万·奈尔夫人进行规劝时，两人大吵起来，他还出手打她。他狂饮起来就控制不了自己，无法抑制自己的脾气。”

　　新加坡七位最杰出的专科医生给德万·奈尔进行检查和治疗，最资深的一位是心理医生R纳古连德兰，他在3月23日的一份报告中写道：“他（德万·奈尔）酒精中毒，特点是：喝酒多年，间歇性地不断狂饮，对酒产生心理上的依赖，时不时丧失记忆力，间歇性地产生幻觉，性无能，性格改变，以及婚姻和谐受到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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