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腾飞路(34)_李光耀

三四

　　下场最引人注目的是郑章远。他当时是国家发展部长。1986年11月，他的一个老朋友在贪污调查局盘问下，承认曾经前后l给过他两笔各40万元的现款。第一次是让一家发展公司保留一块地段。这块地段原已被列为政府将征用土地的一部分；第二次是协助一名发展商购买政府的土地，供私人发展之用。有关的贿l赂行为先后发生在1981和1982年。郑章远否认拿了钱，却企图跟贪污调查局高级助理局长讨价还价，要求他不再查下去。内阁秘书向我报告事态的发展，并告诉我郑章远要见我。我说我必须等调查结束后才能见他。

　　一个星期后，也就是1986年12月15日早上，保安官员告诉我郑章远去世了，把一封他写的遗书交给我。他写道：总理：过去两个星期，我感到非常悲哀沮丧。对于发生这次的不幸事件，我应该负全部责任。作为一个堂堂正正的东方绅士，我应该为自己所犯的错误接受最严厉的惩罚。

　　您的忠实的郑章远我探望了郑章远的遗孀，也看了他躺在床上的遗体。他的遗孀说，他终身为政府服务，希望能保持自己的名誉，问我验尸庭能不能不进行研审。我告诉她，只有在他的医生能够发出死亡证书，证明他是自然死亡的情况下，才有可能。验尸庭免不了必须研审，最后判定他服食了过量的安密妥钠自尽。反对党在国会中提出这件事情，要求成立调查委员会进行调查。我立即同意了。有关调查的报道使他的妻子和女儿面临更大的痛苦。不久后她们便离开新加坡，从此不再回来。她们太没面子了。

　　我们已经建立起舆论的氛围：人们把担任公职贪污受贿的人看成社会公敌。郑章远宁可了结生命，也不愿面对耻辱，遭到社会的唾弃。他怎么会拿那80万元，我始终弄不明白。他是个有才华的建筑师，自己执业也可以堂堂正正地赚到数以百万元计的金钱。

　　开始的时候秉着高尚的情操，抱着强烈的信念和取缔贪污的决心不难。但是，除非身为领袖者够坚强，能铁面无私，坚决对付一切违法乱纪的人，否则要做到事如所愿，可没那么容易。我们必须全力支持贪污调查局的官员执行任务，无私无畏。

　　瑞士洛桑国际管理与发展研究院的《1997年世界竞争力报告》，为世界各国的廉洁水平排名，满分是10分。新加坡被列为最廉洁的亚洲国家，得分9.18，香港地区、日本和台湾地区都落在新加坡后头。总部设在柏林的国际透明度机构发表的1998年世界最廉洁地区排名，把新加坡列为第七。

　　诚实政府的先决条件作为一个诚实的民选政府的先决条件之一是，要赢得选举，不需要大笔金钱。如果候选人需要花大笔钱才能当选，贪污的循环必然会开始。亚洲许多国家的祸根是，选举的费用很高。胜利者在花了一大笔钱竞选而当选之后，必须收回本钱，同时积累资金以供来届选举之用。这种恶性循环就这样周而复始。90年代的台湾，要当选成为“立法院议员”，每个国民党代表须花一两千万美元。当选之后，他们要收回本钱，准备参加下一轮的选举，便利用对政府部长和官员的影响力争取合同，或是把规定作为农业用途的土地暗中改为工业或城市发展用途。泰国的情形也一样。一位前政府部长形容这是“商业民主制度，以钱买权”。1996年，大约2000名候选人花了大约300亿泰铣（12亿美元）。一位首相以派钱给候选人和选民出名，人们管他叫“自动提款机”先生。他驳斥说他不是惟一的“自动提款机”。

　　在马来西亚，巫统领袖称之为“金钱政治”。1996年10月，在一次党大会上，首相马哈蒂尔医生指出，他发现好些竞选高职的候选人“贿赂和送礼给党代表们”以换取选票。马哈蒂尔痛斥“金钱政治”，激动得热泪盈眶，他促请党代表“别让贿赂摧毁马来种族、宗教和国家”。据马来西亚报刊报道，在1993年巫统代表大会举行前的竞选活动高潮期间，马来西亚国家银行面值1000林吉特和5000林吉特的钞票竟然一张不剩。

　　印尼的大规模贪污行动众所周知，当地媒体更给它冠以缩略词“KKN”（即贪污舞弊、官官相护和用人唯亲）。苏哈托总统的子女、朋友和密友“以身作则”，致使“KKN”成了印尼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美国媒体报道，在金融风暴削减其价值之前，苏哈托一家拥有420亿美元的资产。哈比比总统在任期间，贪污情况更为严重。新总统上任，部长和官员担心自己的地位不保，充分利用所剩的时间中饱私囊。哈比比的助手累积大量金钱，购买选票以便进人人民协商会议。据报道，每张选票的价值超过25万美元。

　　在所有选举制度当中，代价最高的是日本的制度。日本部长和国会议员的薪水和津贴数额不算多。一名日本国会议员要照顾东京和选区的支援职员，加上选区选民生日、生孩子、婚嫁和丧葬，他都得有所表示，一年需要100多万美元，选举年则需要500多万美元。国会议员靠派系领袖提供资金。派系领袖权力大小要看本派系有多少名议员，所以必须在选举期间和选举前后筹集大笔金钱，以便资助追随者。

　　在新加坡，我们避免用金钱来赢得选票。早在1959年，作为反对党领袖，我便说服了首席部长林有福规定投票是强制的，并且禁止用汽车载送选民前往投票站。掌握政权之后，我们清除了私会党在政治活动中的影响。我们最难应付的对手共产党人，并没有用钱收买选民。我们的选举开支数目很小，比法律规定的限额少得多。人民行动党没有必要在选举过后补充财库，平时也没有送礼给选民。我们通过提供工作、兴建学校、医院和民众联络所，最重要的是建造让他们拥有的住房，使他们一再投票支持我们。这些是真正的实际利益，改善了人民的物质生活，使他们深信，为了自己和子女的前途。必须支持人民行动党。反对党也不需要金钱。他们若击败我们的候选人，那是因为选民决定要选一个反对党议员来向政府施加压力，使政府做出更多让步。

　　西方的自由主义者提出过这样的论点：报刊完全不受约束就能暴露贪污，有助于使政府廉洁诚实。然而印度、菲律宾、泰国、台湾、韩国和日本的电视和报刊是亚洲最无拘无束，可以为所欲为的，它们却杜绝不了猖极和根深蒂固的贪污。关于媒体自由和媒体业主贪污的关系，最能说明问题的例子是在意大利。贝卢斯科尼总理拥有一个媒体大网络，然而他本人后来却受到调查，被控在担任总理之前犯下贪污罪行。

　　另一方面，新加坡证明了一个廉洁、不涉及金钱的选举制度有助于维持政府的诚实。然而只有在诚实能干的人愿意参加选和经济放缓的局面，同时也是要以身作则。1970年新加坡失业情况不怎么严重，大家生活比较宽裕的时候，我把部长的月薪从2500元提高到4500元，自己却照旧拿3500元，以便提醒公职人员仍然必须节制。每隔几年我就得提高部长的月薪，以缩小部长薪金同私人企业酬劳之间越来越大的差距。

　　1978年陈庆炎博士是本地一家大银行——华侨银行的总经理，根据薪级，他年人可达95万元。我劝他辞职担任政务部长，薪水不到过去的三分之一，他还失去了各种额外利益，价值最高的是一辆汽车还有司机。交通部长王鼎昌在建筑业蓬勃的时期，不再当建筑师，也做出了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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