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腾飞路(31)_李光耀

三一

　　反对以英语作为全民共同语言的声浪持久不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自己跟他们一样热切渴望保留华文教育的精髓。我在50年代为华文中学的学生领袖提供法律咨询服务时，为他们富有朝气活力、守纪律以及具有献身社会和政治的精神所折服。与此相反，受英文教育的学生一副冷漠、自私自利和缺乏自信的模样，我看在眼里感到失望。然而问题的症结是，在这个多元种族、多元语言的社会里，英语是惟一能让大家接受的中立语，并能让新加坡立足于国际社会。不过，看来它的确造成我们的学生文化失调，使他们变得冷漠。

　　然而在英校体制下受教育给了我一种政治优势——无论跟受英文教育还是受马来文教育的群众接触，我都感到很自在，没有被局限在讲华语或方言的社群当中。国人比较容易接受我作为华族和其他所有种族的领袖，因为马来人和印度人把我视为马来亚的民族主义者，后来又视为新加坡的民族主义者，不是华族沙文主义者。加上我后来学了华语，能跟受华文教育的人沟通，使他们接受我作为他们的领袖。我煞费苦心学习华语和福建话是他们有目共睹的，结果令人满意。

　　50年代中国和华文复兴使华校生的自豪感膨胀起来。中华总商会的商人因为朝鲜战争刺激了橡胶的销量而发了大财。1953年，总商会提议在新加坡兴建一所华文大学，招收东南亚一带的华族子弟。他们深信，由于华文中学毕业生不能到中国去深造，在新加坡设立这么一所大专学府必能吸引许多学生。这个建议获得新加坡、马来亚和婆罗洲地区华商的支持，主要倡议人是橡胶富商陈六使，他个人捐出o000万元。南大创办工程涉及整个华社，在民间激起一股极大的热忱，的士司机、小贩、三轮车夫等等全把一天中所赚的钱捐献出来。1956年3月英国总督为南大主持开幕礼，当天车辆从市区一路紧挨着排成长龙，直到西北部20英里外的裕廊校园。南大成了华族语言、文化和教育的象征。

　　可是南大碰到了问题，它的毕业生很难找到工作。随着学生逐渐转进英校，越来越多人报读以英文教学的新加坡大学（简称新大），成绩较好的华校生以私人考生的身分参加英文剑桥会考，以便考上新大或考取政府奖学金留学海外。为了挽救颓势，南大降低人学和及格标准，也进一步降低了它的学术声誉和学生的市场价值。人民协会的汇报使我决定采取行动。汇报显示，南大生在求职时，宁可出示中学毕业证书而不出示南大的学位文凭。

　　教学语言改换成英语我决定把南大的教学语言改换成英语。1975年，在南大理事会一致同意下，我委派当时的教育部长李昭铭博士出任南大校长。李博士受过华文教育，在伦敦大学考取工程系博士学位。他的任务是把南大办成一所英文大学。事实证明要实现这个目标太难了。讲师无法适应，难以用英语教学。他们虽然是华校出身，到美国大学考取博士学位，却因为多年来恢复以华语教学，以致英语变得生硬不流利。

　　局势发展到1978年已经恶劣不堪，南大毕业的议员吁请我在他们母校水平跌至谷底乃至于最终垮掉之前插手干预。经过哆年的接触，有一个人的判断是我所信赖的，他就是当时担任政务部长的庄日昆。庄日昆在处理人际关系方面很有一手，跟我又密切合作多年。包括协助我照顾选区。他使我深信，要让南大保持原状继续下去问题会更多，许多学生的事业前途将因此葬送，到时候。讲华语或方言的人定会责备政府袖手旁观，听任南大消亡。庄日昆的看法获得何家良、钱翰琼和李玉胜三位都是南大毕业的政务次长的大力支持。

　　内阁同僚多数认为政治代价太高，反对我插手，态度最坚决的是杜进才和巴克。连向来立场坚定又有主见的吴庆瑞和务实的林金山也意兴索然。我要坚持干预，他们会支持我，但是河舌l去捅马蜂窝自找麻烦？60年代华校和南大发生的风波，他们记忆犹新。连毕业自吉隆坡尊孔中学的华校生王邦文，也表示有所顾虑。这使我大感意外。他和南大毕业的议员同样认为事态严重，却也担心新马两地的南大捐款人和支持者会做出强烈的政治反应。可我不能眼睁睁看着每年有好几百个学生的前途自由被糟蹋。既然南大无法把教学语言改为英语，我于是说服南大理事和评议会成员，把整所大学连同师生一起迁入新大校园。当年在武吉知马的新大校园，说英语的教师和学生人数众多，南大师生全面融人这样的环境，自然会被迫使用英语。

　　不管他们有多忧虑不安，1978年的新学年一开始，南大师生还是全面融入了一个讲英语的环境。大部分说华语的家长和学生接受了南大从华文转为英文大学是势所难免的事实。最情绪化的反应来自南大校友。在新加坡的校友纵使没有公开支持，也能够了解这种改变是大势所趋。在马来西亚的校友却依然愤愤不平，把它看做一种背叛行为，痛心疾首地猛加谴责。个人方面，我却为不能更早一点采取行动而难过，否则数千名南大毕业生就不至于为英文不精所累而在经济上屈居下风。

　　这是个惨痛的调整，学生比教师更难适应。在南大教师流利地使用英语的能力恢复之前，新大教师接过大部分的教学工作。我在两个不同的场合跟学生谈话，对他们的困境表示同情，鼓励他们坚持到底。最终约有70％南大生在两校的联合毕业考试中过关。我展开调查，以便了解毕业生想要获颁新大学位、南大学位还是两所大学联合颁发的学位。绝大部分的人选择了新大学位。我决定把两所大学合并为新加坡国立大学（简称国大），这批毕业生都获颁国大学位。南大校园成了附属国大的南洋理工学院的院址。

　　1991年它升格为南洋理工大学，一些南大校友要求复名南洋大学。这已不再是什么大不了的课题了。要是南洋大学和南洋理工大学的毕业生都有相同的意愿，恢复旧名绝对不成问题。雇主们都知道，目前的南洋理工大学毕业生，不管所读学府起用什么名字，他们的素质依然维持在高水平。

　　我之所以拥有去改变南大局面所需的政治力量，是因为我跟许多宣称捍卫华文却把孩子送进英校的人不同。我的三个孩子从小在华校受教育。60年代末，我在南大校园向全体师生发表讲话时，能够理直气壮地说自己从来没有为了政治目的而牺牲子女的教育。我深信华校能让他们受益，因为他们能够在家里学好英文。但是，谈到大学教育，我表示不会把他们送人一所华文大学。他们的将来取决于他们能否掌握最新课本的用语，也就是英语。做家长的不管是受华文或英文教育，人人都会得出同样的结论。因为我在南大发表了这一番讲话，报章加以报道，因而能影响家长和华校生进人大学的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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