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腾飞路(30)_李光耀

三〇

　　※10、一种共同语

　　反对以英语作为全民共同语言的声浪持久不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自己跟他们一样热切渴望保因华文教育的精髓……然而问题的症结是，在这个多元种族、多元语言的社会里，英语是推一能让大家接受的中立语，并能让新加坡立足于国际社会。不过，看来它的确造成我们的学生文化失调，使他们变得冷漠。

　　我和芝都出身英校。在英国深造期间，我们遇上了一些中国留学生，开始意识到自己文化失落的程度，几乎就跟来自加勒比海国家的华族学生一样。以次母语受教育，又没有全盘接受不属于自己文化的价值观，使我们若有所失。我个人感觉到，自己跟讲方言和华语的华族群众有隔阂。课本和教师所讲述的世界，同我生活的现实世界完全扯不上关系。同其他数以百计的莱佛士学院毕业生一样，我们没有学到本身的亚洲文化，又不属于英国文化，结果迷失在两种文化之间。

　　我和芝决定不让三个孩子吃这个文化亏，于是把他们送进华校，让他们融入生意盎然、充满朝气和自信的华社群众当中，即使英文程度受影响也在所不惜。为了弥补这一点，芝跟他们讲英语，我跟他们讲华语，借此提高自己的华语水平。

　　这种栽培方法使三个孩子都受益。他们受的是华文教育，潜移默化的价值观使他们成为孝顺的孩子和国家的好公民，他们说起英语来也照样通畅流利。他们在学校成绩突出，频频获奖，校方和华文报章拿他们做宣传，以鼓励其他家长把儿女送人华校。这促使讲华语或方言的社群深信，我并不是一个对华文教育赶尽杀绝的人。那些在单一民族的社会成长的人也许不能够理解，我选择以什么语文源流让孩子受教育，是会引起政治反响的。

　　新加坡从未有过一种共同语言。在殖民统治时期，它是个多语种社会。英国政府任由人民选择如何教育他们的下一代，创办了屈指可数的几所英校，专门训练学生日后担任书记、仓库管理员、制图员之类次等的职位。马来人有马来小学，印度人有自己办的泰米尔和其他印度语种学校或课程，华人有本族成功人士出钱兴办华校。各族学生在校学的是本族的语文，因此对母语有l深厚的感情，情况如同魁北克500万居民，身处有三亿人说英语的大陆，却紧紧抓住法语不放那样。

　　在1959年成立政府时，我们决定用马来语作为国语，为新马合并做好准备。后来我们认识到在工作场所和人民相互沟通时应该用英语。作为一个依靠国际贸易的社会，如果使用马来语、华语或泰米尔语的话，根本无法谋生。使用英语就没有任何一族会占优势。不过，这个课题太敏感，我们不能立即实行变革。各个族群当时都热切维护各自的母语，要在这种情势下宣布人人都得学习英语，后果将不堪设想。我们的做法是维持原状，让四种官方语言——马来语、华语、泰米尔语和英语共存。各族之间要有共同语。

　　各族之间务必要有一种共同的语言，这一点在新加坡武装部队中尤其明显。军队里的方言和语种多得可怕，即使得一起上战场，彼此也不能以任何一种官方语言沟通。许多国民服役人员只会讲方言，军队里不得不特别为他们成立福建话兵团。在家里，华人说的是新加坡不下七种华族方言当中的一种，在学校里学习的华语和英语都不是在家中使用的语言。

　　在语言问题上，我不希望再引发另一轮争议。我先为英文源流学校引进华文、马来文和泰米尔文三大母语教学。这一步受到所有家长的欢迎。我也为华文、马来文和泰米尔文学校引进英文教学，以平衡整个局面。马来和印度家长欢迎这个措施，但是选择把孩子送人英校的家长依然日益增加。一些死硬派华校生对引进英文教学不表赞同，认为这么做是要把英文定为新加坡的共同工作语文。他们在华文报章上表达了他们的不满。

　　新马分家后不到8个星期，中华总商会就公开要求政府确保华语作为新加坡官方语言之一的地位。合并前已经积极拥护华文的总商会财政康振福强调，新加坡80％以上的人口使用华语。我不得不防患于未然，防止星星之火发展为燎原之势，因为中华总商会一带头，所有华校董事会和两个华文教师会便会鼓起民众的情绪。

　　10月1日，我重申新加坡四大语言都是官方语言，地位平等。我提醒中华总商会的激进分子如康振福等人说，当初新加坡受马来西亚警方和马来军团管制时，他们对语言和其他重要课题始终三缄其口，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5天后，我召集四个商会的全体委员，在电视摄像机前毫不含糊地告诉华族代表们，我绝不允许任何人把华语的地位问题政治化。他们争取提升华文地位的种种努力，至此终告结束。

　　尽管如此，华文学府南洋大学和义安学院的学生依旧跟我们作对。1966年10月，200名学生趁我为南洋大学（简称南大）的一个图书馆主持开幕仪式时示威。过了几天，义安学院的学生在我的办公室外面示威，跟警方发生冲突，随后在校园里静坐抗议。在我把参与两次示威活动的马来西亚籍学生领袖递解出境后，学生的骚乱便逐渐平息。

　　我们耐心等待，年复一年地看着越来越多的家长选择把孩子送人英校。华文教师总会，华校董事会华文报社的老板、编辑和新闻从业员以及宗乡会馆和中华总商会的领袖们，则继续坚持对抗到底。每年一到家长为孩子报读小学的时候，这些团体就以保存文化和本族认同的号召发起运动，呼吁家长让孩子报读华校，并痛斥那些选择英校的家长见钱眼开，目光短浅。许多讲华语或方言的家长对他们的语言和文化有浓得化不开的情意结，他们无法理解为什么在英国人统治下他们的儿女能完全接受华文教育，在自己的民选政府管理下却必须学英文。但是为了儿女日后出路较广，他们多数选择把儿女送进英校。这些错综复杂的因素使群众很容易被煽动。

　　接近1970年底，华文大报《南洋商报》转向疯狂亲共和亲华族语言与文化的立场。它谴责政府试图压制华族语言、教育和文化，把我描绘成“数典忘祖的二毛子”的政府里的压迫者。我们不得不逮捕该报总经理李茂成、总编辑全道章和高级社论委员李星可，因为他们宣扬共产主义，利用华族语言和文化课题挑起民众的沙文主义情绪。同一份报章的马来西亚版没有刊载支持这股运动的文章，证明这些人的所作所为仅仅针对新加坡。

　　南大毕业生是另一股反对势力。他们在1972和1976年两届大选中都提出了华族语言和文化的课题。当我尝试把南大的教学语言从华语改为英语时，南大学生会会长何元泰唆使同学不要使用英文而改以华文在考卷上作答，结果被校方革除了会长的职位。毕业后，他以工人党候选人的身分参加1976年大选，指责政府扼杀华文教育，号召讲华语或方言的群众反对政府，否则就会丧失自己的文化。他知道我们不会在竞选期间对他采取行动。结果他只获得31％选票，一落败就逃往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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