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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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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像伏尔泰这样一个著名的人物,写过史诗、悲剧,又是当时最优秀的史学家,颇得各国宫廷注意,尽管是出于不同的目的。弗里德里希自然也不会放过他。 他在给伏尔泰的第一封信中写道:“先生,虽然我还不认识你,可是从你的作品中我早已认识你了。你的作品可以说是精神上的宝物。”在两人后来的书信往来中,都充满互相的恭维之词,称赞对方的宽容精神和思想自由。弗里德里希在给伏尔泰的信中经常寄来一些他自己的诗作,请伏尔泰帮他修改、润色。伏尔泰也不论这些诗到底是好是坏,一律地加以赞扬。 伏尔泰很喜爱结交一些王公贵族,并以此炫耀。 但这其实只是他保护自己的一个手段,他决不愿意作任何人的附庸,而由某人来占有自己,无论这个人的地位有多么显要。对待弗里德里希也一样。虽然伏尔泰在给弗里德里希的信中时常对他进行一些不确切的恭维,称他“是一个有哲学头脑的王子,是一位会给人民带来幸福的王子”。但当弗里德里希提出希望他到普鲁士宫廷供职时,他仍然加以拒绝,以保卫自己的自由。他的拒绝并没有惹怒弗里德里希,弗里德里希回信称伏尔泰是“人类的立法者”。 并且在几天后,弗里德里希给伏尔泰寄来一只镶有苏格拉底胸像的手杖柄,意为把伏尔泰比做苏格拉底。在18世纪的法国,人们把启蒙思想家比做苏格拉底。但伏尔泰并不喜欢苏格拉底的形象,认为苏格拉底只是一个胡言乱语的雅典狂人。因此他把这只手杖柄交还给了弗里德里希。不过伏尔泰又在他的著作中承认苏格拉底对古希腊盛行的宗教提出的质疑有助于反对宗教狂热和宗教迫害,并且还于1759年写了戏剧《苏格拉底》。 1736年12月,伏尔泰因《摩登人物》一书而又一次得罪法国当局的时候,从西雷逃往荷兰。他这时想到了弗里德里希,把普鲁士作为自己逃亡的目的地。当弗里德里希得知伏尔泰逃离西雷的消息后,通过伏尔泰的好友向伏尔泰婉转表示,自己没有能力在普鲁士保护像他这样一位哲学家。的确,弗里德里希当时只是一位王储,他学习诗歌和哲学是违背他的父亲弗里德里希一世的意愿的。弗里德里希一世还曾经把伏尔泰写给儿子的信公之于众,使法国当局能够抓到把柄来迫害伏尔泰。因此,如果伏尔泰到这位普鲁士王子这里寻求庇护,其结果对他自己只能是更为不利。此外,爱米莉也一直反对伏尔泰到普鲁士去。 她认为这种虚荣的旅行对伏尔泰没有任何益处:普鲁士气候严峻,会对伏尔泰的身体造成威胁;伏尔泰的经济收入也不稳定,生活上没有保障,王子也不能保护伏尔泰。爱米莉的阻拦是很有道理的。知道弗里德里希并不希望自己到普鲁士后,伏尔泰就打消了这个念头。但他在弗里德里希充满甜蜜的恭维的言语下,仍没能认清这位王子的真面目,以至在后来的日子里,吃了不少的苦头。 1738年,26岁的普鲁士王储写了一本书《反马基雅维里》。马基雅维里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他在他主要的著作《君主论》中论述了自己的政治思想,认为君主应兼狮子的凶猛和狐狸的狡猾于一身,为了达到政治目的可以不择手段,不怕运用暴力和欺诈的手段。弗里德里希在《反马基雅维里》一书里,对这种思想大加反对,认为这样做会影响君主的地位和尊严,君主应当用公正、仁善之心治国,而不应用武力和欺诈等。他在著作中还写道:“国王应是国家的第一仆人。” 伏尔泰在他的《路易十四时代》和《风俗论》中就已经表达了他的王权主义思想。他对国王总是抱着很高的希望,认为国王应当深明哲理,以哲学思想治国。他把实现自己这一政治理想的希望放到当时欧洲大陆三大君主国——法国、普鲁士和俄国的君主身上。 弗里德里希对文学和哲学的爱好早已为伏尔泰所赞赏,伏尔泰对这位普鲁士未来国王的希望比对别的君主的希望更大。如今弗里德里希写出这部著作,表达的思想内容正合伏尔泰的心意,伏尔泰当然对它大为赞赏。可是王子的原作实在不很高明,因此他要求伏尔泰对该书进行一些修改和润色并出版。伏尔泰一一照办,并为之作序。可是正当伏尔泰已将书稿交给出版商,准备出版时,老国王病逝,弗里德里希继承了王位。这位新国王明白,虽然自己在书中做了那样的主张,其实并不想真的做那样的君主,而且正相反,自己要做一位兼狮子与狐狸于一身的国王。 因此,他意识到,他的那本著作会给自己带来不利的影响,就给伏尔泰写了一封信,说明自己不想出版那本书了,并恳求伏尔泰买下全部版本。伏尔泰收到信后立即赶赴海牙,和出版商协商不出版那本著作,可是出版商基于利益的考虑,认为这本书一定会畅销,拒绝了伏尔泰的要求,只允许伏尔泰修改手稿。伏尔泰无奈,只好尽力在手稿中加进很多毫无意义的话,使书的内容混乱模糊。在那一年里,社会上就流传着五种不同的版本。伏尔泰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维持自己与各国宫廷的关系,不惜为他人做嫁衣裳。但遗憾的是,事情的结果总与他善良的愿望相违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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