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钢似铁-铁托(50)

五〇

　　艰难辛苦、令人沮丧的这一天就这样过去了，对于我们大。家，对于南斯拉夫人民解放运动的领导来说，这一天有可能成为致命的一天。我自己可以说，差一点被打死在扎布奇那材和留巴涅之间的那条泥泞的乡间小道上。最高指挥部和南共中央政治局的其他成员也都幸免于难：卡德尔在马奇卡特村遭到猛烈的轰炸，好不容易才保住了性命，他的随从人员中有几个人牺牲了。兰科维奇和吉拉斯在贝拉泽姆利亚村附近，也遭到轰炸，在坦克炮火下死里逃生。洛拉·里巴尔也是在严峻的形势下，在最后关头才保住了性命。他还没能到达，但据说他同德拉甘·帕夫洛维奇·希利亚一起在德国人鼻子底下逃跑了。

　　整整一天都在匆匆忙忙地撤退来自各个支队的人员、伤员、难民、武器和物资。在这件事情上与其说是有组织地在工作，不如说是自发地在进行。尽管条件困难、不利，在作出超人的努力的情况下，这一切都取得了很大成绩。在撤退伤员这一工作中，跟军队一起撤离的乌日策及其四周地区的妇女表现突出，印刷厂和《联共（布）党支》一书的铅字也用牛车运走。在最困难的时刻，在没有足够的运输工具来运送伤员的时候，我们也没有忘记这本书，这是我们党组织进行思想政治工作的主要参考书之一。

　　尽管我们累得快站不住了，但我们没有时间喘息，因为要办的事情太多，要解决的问题数不清。在过去的几天里，我们的工作缺乏组织，有很大的自发性：部队沿途到处都有，在后撤。把他们集合起来了，往往又不知道该往哪里走；伤员都是匆匆忙忙撤走的，几乎是在德军坦克开到前不久才撤离；难民情绪低落，惊恐不安，使得情况更加混乱。

　　我们在晚间召开的最高指挥部会议上研究了十分尖锐地摆在我们面前的所有这一切问题和其他重要问题。我们总共4个人开会：卡德尔、吉拉斯、茹约维奇（他受了伤）和我。兰科维奇和里巴尔还在乌瓦茨河的彼岸，跟从各条战线上撤下来的部队在一起。

　　在会上，我们决定，尽早整顿秩序，对部队实行改编，予以加强并派到阵地上去，对伤员和难民加以照顾，组织好供应等事项。

　　在最高指挥部的这次会议上，我们通过了一项决定，立即派几位军事领导人和党的领导人到塞尔维亚西部去，同在那里坚持斗争的部队接上头，并改编和加强那里的部队。

　　我们把这项任务委托给以下同志：南共省委委员、塞尔维亚人民解放总委员会委员尼古拉·格鲁洛维奇和弗拉多·泽切维奇神父。跟他们一起回去的还有乌，日策地区的一部分领导人（武科拉·达比奇、维托米尔·奇沃罗维奇等人）。跟这批人一起走的还有赫德森上尉，他表示希望回到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那里，据说是为了向他施加影响，促使他同游击队和解。我满足了他的愿望，并允许他把电台带走，我之所以这样做，不是由于我对同德拉扎达成协议与实现和解的可能性存在幻想，因为我完全清楚，“切特尼克”已经最终地和不可挽回地替占领者效劳去了，而是由于我不想使同英国人的关系变得很紧张。在科卢巴尔营的100名左右的战士组成的一个连的护送下，这批人第二天就动身去西塞尔维亚了。

　　未知撤出乌日策后情况如何。欲知后事，且看下文分解。

　　正是：

　　铁车隆隆震城边，别离自有离情牵。
　　统帅断后非常事，情势急切路多艰。

　　第十八章　重振

　　敌强我弱客观势，有进有退另安家。
　　不屈不挠重教训，转年又是遍地花。

　　且说铁托撤出乌日策之后，经由兹拉蒂博尔、乌瓦茨、利姆、德雷诺瓦、新瓦罗什、卡西多尔、鲁多、梅杰杰、梅西奇，最后在罗加蒂察安顿下来。

　　乌日策的撤退，铁托有了经验，也接受了教训。

　　建立人民的军队无疑是正确的。“乌日策共和国”的存在说明，建立游击战的根据地也是正确的。“乌日策共和国”的存在，为建立人民的政权组织进行了有益的尝试。这从政治上讲无疑也是正确的。

　　但，现有的游击队的组织形式暴露了军事上的弱点。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地域性游击队，无论在作战指挥方面，还是在调动方面，归根结底，在决定军队性质方面，暴露了很大的局限性。

　　各个分遣队直属最高指挥部，这种在战场上没有垂直指挥的组织系统，对于战场配合是十分不利的。分遣队的地域性，影响了全国一盘棋的原则的贯彻，表面上看有利于地域，实际上在保不住全局胜利的情势下，地域的利益最终也是靠不住的。

　　铁托做了考察，从乌日策撤出后，“跟上了”最高指挥部的部队，在成分上是些什么人呢？是贝尔格莱德、萨格勒布的工人。

　　这使铁托萌发了建立一支可以在全国各地作战、以解放全南斯拉夫为己任的“无产阶级战斗部队”的念头。

　　当然，还需建立新的根据地。

　　铁托分析了政治军事形势，决定首先要建立西塞尔维亚解放区。为此，要尽快地拿下这一地区的一座适合作“首府”的城市。第二，要建立“无产阶级战斗部队”。

　　铁托与政治局同事们商量，把解放区的首府定在福查。而福查尚在敌人手中。

　　铁托考虑再三，决定把攻占福查的任务，交给正在波德罗曼尼亚指挥波斯尼亚与黑塞哥维那游击支队的科斯塔·纳吉。

　　这科斯塔·纳吉曾由铁托组织、派遣到西班牙，参加了西班牙内战。抗战爆发后，他担起了指挥地方游击队的重担。科斯塔被召到罗加蒂察最高指挥部。

　　科斯塔是第一次见到铁托。铁托的作风很容易吸引像科斯塔这样的有革命责任感、肯于思考、干劲冲天的人。

　　铁托并不急于向科斯塔布置任务。他需要让科斯塔轻松下来，暖和暖和身子，填饱肚子。要知道，科斯塔毕竟是在冰天雪地里，鞍马劳顿，走了大半天才赶到这里的。

　　铁托甚至没有要科斯塔汇报军事形势问题。

　　铁托请科斯塔吃了午饭。

　　饭后，铁托把兰科维奇叫了来

　　铁托说有几个问题要与大家一起讨论。毫无疑问，铁托显、然要把他近日思考的问题谈出来，让大家听听。

　　铁托谈了革命中遇到的危机，谈了农民的革命性和动摇性。他问科斯塔对于部分农民能够跟“切特尼克”走的问题有何解释？实际上他并没想要科斯塔来回答问题。他自己对问题做了回答。他说，备受苦难的农民在不知所措的情况下，就有可能以为“切特尼克”的投降活动或许正是一条出路。铁托主张，在此情况下，要开展工作，要揭露“切特尼克”叛卖活动的虚伪性，同时，要争取一时跟他们跑的农民群众。而要做到这一点，就首先要把在愿望上反对占领者、但又不愿意离开自己的村庄的农民群众与“切特尼克”军阀区分开来。

　　接着，铁托向兰科维奇及科斯塔讲了在这次撤退时发生的一件事。

　　铁托说，行军中，在到达亚霍里纳山时，他发现有一支很长很长的队伍朝他们走来。铁托用望远镜仔细观察，开始看不出他们是什么人。后来走近了些，能看出他们留有胡子，领头的人身材修长，戴着军帽。他们慢慢走近了。铁托说，他问自己应该怎么办，是否准备战斗。领头的人向铁托走来，严肃地敬了个军礼，作了自我介绍。他说他叫奥布伦，愿意接受铁托的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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