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钢似铁-铁托(49)

四九

　　与此同时，我们继续加速撤退工作。这样，最后一批伤员在一天一夜的时间里撤离了乌日策，我们还撤走了我们的印刷厂，以及已印好而尚未装订的《联共（布）党史》。

　　设在国民银行金库里的最高指挥部，这一天工作照常进行，没有停顿，几乎随时都有传递消息的通讯员、当地部队和指挥部的首长以及政权机关的代表到我们这里来，要求指示，要求增援。我们还通过电话同尚未落入德国人之手的地方取得了联系。有一次，从科谢里奇有人打电话来，说“没事了，部队可以返回营地了”，因为，据说“危险已经过去”。这个人很可能是个德国人或“切特尼克”，他企图使我们上当，以便德国军队长驱直入乌日策，弄得我们措手不及。他做得太明显不过了。

　　黄昏时，佩拉·斯坦鲍利奇和科查·波波维奇抵达最高指挥部。他们曾同“切特尼克”谈判。与他们同来的，还有英国上尉赫德森。如他所说，他来是为了取走自己的电台，然后返回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的司令部。也正如料到的那样，这次会谈，像以前的几次会谈一样，没有取得任何积极成果。这次，“切特尼克”仍拒绝握住我们伸给他们的合作之手。其实，再也没有什么可指望他们的了。因为他们的首领已决定最终地无可挽回地走上背叛的道路。

　　11月28日晚上是在乌日策解放区度过的最后一个夜晚。我一夜未合眼，守候在电话机旁。

　　11月29日，天亮了。清晨天空灰蒙蒙的，预示着这一天将是十分严峻的一天。飞机几乎不停地在城市上空盘旋，扔炸弹，用机枪扫射。我们的高射机枪向飞机开火，但是一架飞机也未击落。于是我，还有几个同志用自动步枪打飞机。我们站在最高指挥部后面的小土岗上的混凝上掩体旁，把自动步枪贴近墙壁，向低空飞过我们头顶的飞机开火。

　　传来消息说，德国摩托化纵队已开向乌日策。在乌日策市前面的阵地上，在茨尔诺科萨和卡迪尼亚查的山顶上，进行了有组织的抵抗。这是设在乌日策市前面的最后一道防线了。能否守住？能守多久？我们心怀疑虑。我们毫不怀疑，我们的战士决心勇敢战斗，全力以赴牵制敌人，不让敌人迅速攻入乌日策。可是，这是否足以阻止。飞机和火炮的全力支援下发动猛攻的摩托化纵队呢？

　　乌日策守不住，对此我没有抱幻想。但是，我仍然相信，德国人不会就这样轻而易举地攻进来。因为我认为我的命令将得到执行：在公路、沟渠和桥梁布雷并将这些设施破坏掉，从而阻止德国摩托化部队前进。我在此之前就命令一位军官，一位几天前到我们乌日策来的一位中校，在通往乌日策市内的所有入口处，特别是从科谢里奇通向乌日策的那段公路上布雷，这是弯弯曲曲的盘山公路，通向乌日策市的北部。

　　人们期待着从阵地上传来新的消息，怀着这样的心情度过了上午几个钟头。大约11点，我得到消息说，科谢里奇上面的茨尔诺科萨山上的防线被攻破了，德军已攻入户日尼策河谷，从那里继续进攻，部分部队开往波热加，主力部队开往乌日策。我得承认，我们未料到这方面的敌人如此迅速地攻破了我们的防线。遗憾的是，情况表明，茨尔诺科萨的守卫者，200—250名战士未能守住自己的阵地。

　　在这样的形势下，我作了分析，认为是搬离乌日策的最后时刻了。在我之前，卡德尔、兰科维奇、吉拉斯、里巴尔以及最高指挥部的其他一些同志都走了。奉命守卫乌日策以南阵地的部队也开走了。

　　几乎是在最后关头，当德军已经接近乌日策的时候，我才离开这个城市，登上一辆汽车，开往兹拉蒂博尔。跟我一起来坐这辆车的有赫德森、乌日策支队政委米科林·库希奇、报务员韦利科·德拉吉切维奇和我的警卫员博什科、乔利奇。我们在一家咖啡馆前停了车，下车后遇到一些游击队战士。我突然转向赫德森，并对他说：

　　“你听着，你说说，现在是谁在同德国人斗争？是我们还是‘切特尼克’？”我没有得到答复。他看上去很平静、漠不关心的样子，显得四周发生的一切与他毫无关系。

　　我们沿着一个山脊走，看到我们脚下的公路上，德国步兵下了卡车，立即排成射击队形，从公路两侧往山上爬。情况变得越来越严重。而更糟糕的是，飞得很低的飞机无情地扫射这片地区，常常迫使我们躲起来。

　　我心想，飞机已经发现我们，不断地用机枪扫射我们所在的这条乡间小道。

　　突然，德拉吉切维奇发现德军士兵扛着机枪正向我们走来。他们很近，距离我们100米左右。德拉吉切维奇惊恐地提醒我们，同时开始穿过矮树丛逃跑。我们三个也跟着跑起来。赫德森跑得很快，我也跑得不慢，尽管我穿了很重的皮上衣，挂着望远镜，还佩着一技大毛瑟枪和别着一枚反坦克手榴弹。为了跑起来轻松些、快些，德拉吉切维奇甚至把斗篷和手枪都扔了。

　　我们的出现或许德国人感到意外，他们没有立即开火。我们跑了一段之后，才听到身后响起了枪声。我拼命地跑，子弹在四周开花。我心里想：完了，这下完了！我们走运的是，晚秋时间白日短，夜幕和晚间的雾气大大减弱了能见度。突然，我一边跑着，发现身后响起了一发闪光弹。最初，我想德国人是为了照亮这片地区以便能更准确地向我们开火，但马上我又闪电般闪过一个念头：这是一颗火箭弹，它告诉步兵在什么地方停下来。

　　我是对的。德国人在离马奇卡特村不远的地方停步不前了。

　　我们稍作喘息后，放慢了步子，沿着乡间小道，向查那蒂纳走去。一路上把我所遇到的战士集合在一起。很快我们就收集了大约30名战士。我们坐在一个小树林里稍事休息。

　　我对战士们说：“你们听着，到现在为止，我没有指挥过这样小的部队。现在，你们归我指挥，没有我的命令，你们当中的任何人都不得做任何事情！”就这样，那天晚上，我成了游击队的一个排长。很可能，没有一支军队的最高统帅有过这样的遭遇。而在我们的游击战中，却发生了这样一些不寻常的事件。

　　在黑暗中，我们没有向导，走了好几个小时。临近午夜时，我们看到有灯光。我们走近才发现从一座房子里传出歌声。我断定，这是“切特尼克”。他们正为游击队的失败而表达自己高兴的心情。我的战士们中有人建议袭击他们。

　　我说：“不、我们不袭击他们，我们得往前走。因为我们还有重要的任务。”经过艰苦的行军，我们到达查那蒂纳。在那里，我们搞到了一辆卡车，很快不知从哪里又开来了第二辆。我们乘上卡车，开到帕利萨德。在贝尔格莱德律师帕夫洛维奇的别墅里，我找到了卡德尔、兰科维奇、吉拉斯和其他一些同志。他们都心神不定，因为都担心我已牺牲。

　　我几乎快站不住了。我一坐下来，就疲倦得不得了。因为对大批伤员的命运深为担心，使我在沉睡之前告诉大家：

　　“同志们，你们听着！赶紧撤退伤员，今晚不会，但是明天一早，德国人就会来到这里。”我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后来，我从缴获的德国档案中获悉，那天晚上，在德军第三四二师司令部里，举行了各团团长和独立部队指挥官会议，下达了第二天“在乌日策以南追击敌人”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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