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横捭阖-斯大林(39)

三九

　　接着张伯伦又提出了进一步的警告。威胁说，“这个计划如果不能实现，贵国除遭到武力侵略与武力肢解以外，将没有其他出路。而且，虽然这可能引起无数生命的冲突，但是不论这一冲突的结果如何，捷克斯洛伐克都将再也不能按原有疆界重建故国。”张伯伦办完了这件事情以后，就在晚上8点30分向全国发表广播演说。

　　他说，“为了在一个遥远的国家里我们对之毫无所知的人们之间的争吵，我们居然在这里挖壕沟，这有多么奇怪，多么荒诞，多么不可思议！”为了争取“和平”，他决心到德国进行第三次访问。他接着说，“不论我们如何同情一个强邻压境下的小国，我们决不能不顾一切地使整个大英帝国仅仅为了它而陷入一场大战。”当晚10点30分，希特勒要张伯伦“继续努力”的信到了，这正是英国首相急切要抓住的一根救命的稻草。他马上答复“元首”说：“拜读来信，使我深信你可以不经战争立即得到你所有的基本要求。我愿立即亲自来柏林，同你以及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代表讨论移交的问题，如果你愿意的话，法意两国的代表也可以参加。我深信，我们能在一个星期之内达成协议。我不能相信，你会为了在解决这个长期末决的问题方面有几天的拖延。就不惜承担发动使人类文明化为乌有的世界大战的责任。”希特勒对此欣然同意。

　　1938年9月29日上午，西欧四大国政府首脑正在向巴伐利亚州南部优美的古城慕尼黑集中。他们当中有两人从南面同乘火车而来，另外两人则乘飞机从西面飞来。

　　东道主希特勒和他的贵宾墨索里尼曾在前奥德边界上的基费尔斯费尔登会晤，尔后乘德国元首的专列前往慕尼黑。英国首相张伯伦和法国总理达拉第则在9时以前分别从伦敦和巴黎乘飞机到达这里。还有许多新闻记者也纷纷从四面八方汇集而来，因为他们预计，使欧洲一直处于战争边缘的一场旷日持久的国际危机就要结束了。

　　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交界地带，即所谓苏台德区，是进行这次力量与意志对抗的直接起因。但是，这天上午，却没有一个人从捷克斯洛伐克来到慕尼黑。直到这天下午，在会议已经开了相当长的时间之后，才允许布拉格派代表来，但不是来参加会议，而是来等待别人把他们国家的命运通报给他们。

　　莫斯科也没有人参加会议。李维诺夫和苏联的其他发言人对苏联被排斥在外十分不满。但是，大家知道，希特勒是决不会同意给苏联一个席位的。

　　事实上，说服希特勒同意开这个会，已经够难的了，只是由于他的朋友、另一个独裁者墨索里尼在最后一刻向他发出呼吁，他才答应放弃武力解决。

　　希特勒对达拉第的邀请，是由戈林打电话告诉法国外长弗朗索瓦—庞纳的。这位外长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二话没说，就转达了邀请。一小时后，邀请被接受了。我立即通知戈林。‘感谢上帝！’他欢呼起来。‘太好了！’”张伯伦对于不让苏捷代表与会是高兴的。在1938年2月，下院辩论外交大臣艾登辞职一事时，张伯伦曾宣称：“欧洲的和平必须取决于4个大国即德国、意大利、法国和我们自己的态度。”当天晚些时候，他在为他的名单不包括苏联一事进行辩解时声称，“俄国”是“一部分属于欧洲，一部分属于亚洲”的。至于捷克斯洛伐克，由于不让一丝不苟而又善于辞令的贝奈斯到会，他就不会提出一些棘手的问题而使会议的结果更难迎合希特勒的要求。对此，英国首相即使不是在公开场合，也肯定在私下里感到宽慰。

　　在举行慕尼黑会议的时候，张伯伦已经接近70高龄了，而且看上去也确实老态龙钟。尽管他很不习惯于坐飞机，但他在过去两周内还是到德国作了两次往返飞行，而且现在还要作第三次。要知道，当时的飞机飞得远不如今天这样快，坐起来也不如今天舒适。张伯伦自从去了一趟伯希特斯加登以后，同他的大臣以及法国代表们举行了一系列没完没了的、有时是很伤脑筋的会议。他向全国发表广播讲话，向下院汇报自己的工作，还处理了大量外交问题。总而言之，张伯伦有充分理由感到疲惫和忧虑，人们本来可能预期他会对情况感到悲观。

　　但是，议会里的一些绥靖主义者对他接受希特勒邀请一举作出的反应大大鼓舞了他。当时在下院大厅里和楼座上爆发出的掌声和欢呼声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当晚，唐宁街上聚集了许多表示“良好祝愿”的崇拜者。他们高呼：“老尼维尔，你真好！”他走到窗前，就像对就寝时间已过、依然兴奋无眠的孩子们讲话一样地说：“我想你们今晚全都可以安睡了。现在，万事大吉了。”

　　因此，当张伯伦于次日清晨到达赫斯顿机场，并看到全体阁员都在那里为他送行时，他精神焕发，颇有些洋洋得意。以前常听人说，张伯伦出门总是随身带把雨伞，而这一次他并没有带。他笑容可掬地站在摄影机前挥动着他那顶黑色呢帽。个子矮小的金斯利·伍德和身材高大的哈利法克斯分站在他的两旁，从他的左肩方向望过去，可以看见霍尔—贝利夏那张喜气洋洋的圆脸。张伯伦亲切而诙谐地谈到他可以一而再地乘飞机去德国：“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常常重复一句箴言：‘如果你起初没有成功，那就努力，努力，再努力。’我现在正是在这样做。”接着，他想使他的讲话的文学水平更高一些，又说：“当我回来的时候，我希望我能像《亨利四世》中的霍茨珀那样说：‘从这堆危险的荆棘丛中，我们采摘了这朵安全之花’。”这句引语恰当地反映了他自己当时的心境，但是可惜那荆棘存活的时间却比花朵长得多。

　　达拉第丝毫没有理由像张伯伦那样自鸣得意，他倒是应当对自己有所怀疑。捷克斯洛伐克的盟国不是英国，而是法国，法国有义务帮助捷克斯洛伐克打退进攻。如果战争爆发，不是英国而是法国可以把100个师投入战场，并将成为作战的主力。无论从责任的角度讲，还是从军事实力的角度讲，重心都是在巴黎，而不是在伦敦。尽管如此，达拉第还是让张伯伦掌握主动权，一切让他决定。伯希特斯加登会谈，戈德斯堡会谈，这一切全都是伦敦决定的；法国一直跟在英国后头。显然，如果要在慕尼黑摊牌，那么法国人就要受张伯伦摆布。

　　此外，还有良知和个人责任的问题。看来，张伯伦从未怀疑过自己的方针是否明智，而达拉第却总是在自相矛盾的痛楚中备受折磨。要是希特勒再次一意孤行，这一切会有什么结果呢？要是向布拉格作出的保证没有得到遵守，那法国的三色旗不是要永远受到玷污吗？另一方面，难道只是为了这些执拗的捷克斯洛伐克人，就应当牺牲年轻的法兰西这朵花，就应当使巴黎被德国空军炸成废墟吗？庞纳说过，法国同德国交战就等于自杀。空军参谋长韦尔明将军说，法国空军打不了仗。启程前，达拉第还问甘末林将军，万一割让领土不能避免，应当维护的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甘末林回答说：要是防御工事不能留在捷克斯洛伐克人的手中，他们的国家就不再存在任何“有效的军事价值”了。

　　毫无疑问，在希特勒邀请到慕尼黑来的贵宾中，最高兴的要算是墨索里尼了。他即将占据舞台的中心。这一前景自然使他得意，在前来慕尼黑的火车上，他同他的外长齐亚诺谈笑风生，对英国人的软弱大加嘲讽谩骂。他说：

　　“一个崇拜动物乃至于为动物修筑墓地、医院和房屋，把遗产留给鹦鹉的国家，肯定是开始堕落了。此外，且不谈其他原因，这也是英国人口组成情况造成的后果。那里有400万过剩妇女。400万性生活得不到满足的妇女会人为地造成许多问题，以便使她们的感官得以兴奋或受到抚慰。她们不能拥抱一个男人，于是就去拥抱全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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