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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伦敦委员会把沙佩尔和莫尔所拟定的纲领草案分发给同盟各组织讨论。按照当时在为工人制定各种纲领性的文件时所盛行的习惯,他们把这个纲领——《信念的象征》叫做《问答书》。

  提交巴黎各组织讨论的是由莫泽斯·赫斯修改过的草案。但是,恩格斯彻底的批判了这个草案,因此会议在结束时建议由他来起草一个新的草案。

  11月20日,恩格斯告诉马克思说,他已拟好了这个纲领的草案,并建议用《共产主义宣言》这个名字来代替《问答书》。恩格斯在给马克思的信中说:“你考虑一下‘问答书’吧,我想最好抛掉问答书的形式,把这东西叫做‘共产主义宣言’。因为其中不能不涉及历史,所以现在的形式是完全不合适的。

  我将带来我在这里写的一个草案。这个草案是用简单的叙事体写的,但是编排得很糟糕,很匆忙。我开头写‘什么是共产主义?’,随即转到无产阶级,它产生的历史,它和过去的工人的区别,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间对立的发展、危机、后果。顺便也谈到各种次要的东西,最后写共产主义者的党的政策中可以公开的那一部分。”

  这样,恩格斯便拟定了《共产主义宣言》的第一个草案,这就是大家所知道的《共产主义原理》。

  恩格斯在这一著作中阐明的问题,有一个是社会主义革命是否可能在一国内获得胜利的问题。恩格斯根据垄断前的资本主义的条件得出结论说,社会主义革命不可能在一国内获得胜利,它将在一切文明国家同时发生。

  “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于1847年11月12日在伦敦举行。恩格斯作为巴黎组织的代表,马克思作为布鲁塞尔组织的代表,都出席了大会。

  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长时间的激烈争论中捍卫了他们的观点,结果就通过了他们所提出的纲领草案。

  代表大会并委托他们最后制定同盟的纲领。

  马克思和恩格斯利用自已逗留在伦敦的期间扩大了和各国的工人共产主义者及民主主义者的联系。例如他们出席了国际民主主义者纪念1830年波兰起义的宴会。他们在宴会上的演说中指出了无产阶级在民族问题上的基本政治路线。恩格斯在他的演说中提出了一个原理:“任何民族当它还在压迫别的民族时,不能成为自由的民族。”后来这一原理就成了无产阶级在民族问题上的指导原则。

  1847年12月中旬,马克思和恩格斯从伦敦到达布鲁塞尔。恩格斯不久又去巴黎,马克思则忙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纲领的定稿工作。

  1848年2月《共产主义宣言》在伦敦出版了。

  这个科学共产主义的第一个纲领,像恩格斯所说的,后来成了“全部社会主义文献中传布最广和最带国际性的著作,是从西伯利亚起直到加利福尼亚止的世界各国千百万工人的共同纲领”。

  《共产主义宣言》的结尾以豪迈的口吻公开号召进行无产阶级革命:“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革命中只会失去自已的锁链,而他们得到的将是整个世界。”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不朽之作,它浸透了高度的创造灵感和强烈的革命热情。“宣言“不仅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过去一切创造性劳动的总结,而且是科学共产主义即马克思主义制定过程中一个新的巨大的进步。

  恩格斯不止一次地重复指出,真正科学的革命的无产阶级理论,这个19世纪最伟大的发现首先是马克思的功劳,因此用马克思的名字来命名是公平的。

  恩格斯晚年在《费尔巴哈论》中对于马克思在制定科学共产主义中所起的作用和他自已参加这一工作的情况,写过这样一段话:“我不能否认,在我和马克思共同工作的40年间以及在这以前,无论在这一理论的创立方面,或特别是在它的完成方面,我都做了一些独立的工作。但是,基本的指导思想的绝大部分,特别是在经济和历史方面,都是属于马克思的;而且把这些思想最后明确地表述出来,更是马克思的贡献。我所提供的东西,也许除两三个专门领域外,马克思没有我也能够轻而易举地补上。至于马克思所做的,我却永远也不能做到。马克思比我们一切人都站得高些、看得远些、观察得多些和快些。马克思是天才,我们至多是能者。没有马克思,我们的理论远不会有现在这个样子。所以,这一理论用他的名字命名是公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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