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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六


  “三匹马,三个佣人,还要转乘火车,才勉强能够运去我的手稿,运回我的校样。请你们让学士院的全体院士在两年里写出同样数量的作品吧,尽管他们是40大员,也会感到为难的。”大仲马提醒道。

  但报馆主人们是不讲人情的,他们只知道按合同办事。结果大仲马被判8个月中向两家报馆提供14本小说,并赔偿它们6000法郎的经济损失。

  大仲马只得加倍卖力地服这种苦役。直到1851年8月,小仲马还在给女作家乔治·桑的一封信中嗟叹:“我的父亲依然被迫从事‘强制劳动’。”

  2. 合作风云

  不过,如果把大仲马数量惊人的文学成果都归功于他一个人,也是不符合实际的。必须看到除了剧本《亨利第三及其宫廷》《克里斯蒂娜》《安东尼》和少数几部小说,大仲马的作品几乎全部都不同程度地浸润着不具名的合作者的心血。

  在大仲马的众多合作者中,值得提到的有:阿尼赛·布尔茹阿、瑞拉尔·德·奈瓦尔、弗雷德里克·加雅代、费力西安·马勒菲依、保尔·莫里斯、保尔·拉克鲁阿,特别是奥古斯特·马凯,他与大仲马合写的小说有18种之多,其中包括大仲马的所有小说名著。这些合作者,有的为大仲马查找文献资料,有的给大仲马提供故事蓝图,有的向大仲马贡献出作品的雏形,有的甚至在作品的整个创作过程中同大仲马密切配合、共同执笔,就像马凯和大仲马写《三个火枪手》和《基督山伯爵》时那样,两人的合作简直达到了互不可缺的地步。

  但是,正如《三个火枪手》和《基督山伯爵》的写作过程所表明的,不论以哪种方式进行合作,主导者和灵魂总是大仲马。大仲马的同时代人儒勒·艾泽尔所主持的辞书中的《大仲马》一条,是这样描写大仲马与人合作的情景的:“不管是他提出设想还是别人向他提出设想,他都必须为伙伴们的工作做好准备,审阅、修改、补充他们的文稿,给出自不同手笔的文字加上统一的笔调,使故事的叙述变得生气盎然,把情节调度得疏密有致。这些工作不仅需要具备无可否认的天才,而且需要付出长时间的紧张劳动。”艾泽尔是作家又是出版家,他是有资格对大仲马的工作做出评价的。大仲马很明白自己的统率作用,所以他理直气壮地宣称:“我拥有合作者,就好像拿破仑拥有部将。”

  大仲马与人合写的作品,署名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剧作有时由合作者共同署名,有时由大仲马一人署名,有时甚至让合作者一人署名,视具体情况而灵活处理。但是小说作品则无一例外,全以大仲马一人的名义发表。前文已经说过,大仲马与马凯合写的《达芒塔尔骑士》发表时,由于《新闻报》老板季拉尔丹的极力要求,开了只有大仲马署名的先例。此后,凡大仲马与人合写的小说,便一律照此办理了。大仲马本人也觉得理所当然:无论拿破仑的部将在哪里作战,是在奥斯特利兹大捷,还是在滑铁卢大败,出名的总是拿破仑!不过,在合同里,大仲马总要答应让不具名的合作者多分一点稿酬。

  在大仲马的时代,由不具名的作者协助写作,并非绝无仅有的事情,本不值得大惊小怪。巴尔扎克不止一部小说是根据别人提供的情节写成的。斯汤达的《吕西安·勒万》是以一位无名女作者的手稿为基础的。圣勃夫在报刊上发表的连篇累牍的文章,也少不了他的“秘书”们的通力合作。但是,也许因为大仲马的合作人太多,合作的产品太多,合作的经济收益太多而招人妒嫉的缘故吧,大仲马在这方面颇遭到一些非议和攻讦,有时甚至闹到诉讼、决斗的地步。

  对大仲马最处心积虑的进攻,是在1844年首先由一个幺麽小丑式的文痞发起的,此人名叫欧仁·德·米尔库,本名若望·巴蒂斯特·雅科。他曾毛遂自荐要为大仲马效劳,并向大仲马提供一个小说题材,声称可以做成一件“大买卖”,不意遭到大仲马的冷遇,因而对大仲马怀恨在心,摇身一变,化为一个坚决反对“文学企业”的勇士。1844年底,米尔库一边上书作家协会,谴责仲马的做法是“不给其他作家留活路”,一边致函《新闻报》的老板季拉尔丹,要求他向“亚历山大·仲马的可耻的惟利是图”关上大门,把它向“有才能的青年作家”——意即欧仁·德·米尔库——敞开。

  季拉尔丹给米尔库碰了个钉子,他干脆地回答:读者希望读仲马的东西,我就给他们读仲马的东西。但是作家协会里的一些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的同行们,却以米尔库的“揭发”为由头,大做起“文章”来。

  12月29日,作家协会委员会开会进行辩论。与会者正在大叫大嚷地发言,忽然有人通报:亚历山大·仲马先生到。只见大仲马怒气冲冲地撞进会场,高喊着:

  “好像有人要吊死我。我就在这里,先生们。”

  大仲马径直向主席维耶奈走过去,后者站起来,握着他的手,套用当时一出喜剧的题目,打趣地向大仲马招呼道:“你好,穆瓦鲁公司。”

  大仲马酸溜溜地微笑了一下,他发现主席台上放着许多文件,里面有他的对头们指控他的材料,便毫不客气地在主席的座位上坐下来,一边念这些材料,一边辩驳、浑骂。最后,在一个发言者的追问下,他承认有一个、只有一个合作者,那就是马凯。辩论会在一片哄笑声中结束。

  由于会议主席维耶奈讥嘲了大仲马,而且拒绝了大仲马要他以书面收回自己的话的要求,引出了一个戏剧性的事件:1845年2月27日,大仲马的证人梅利和杜查前来找维耶奈,传达大仲马要在第二天同他决斗的挑战。

  “不,”维耶奈回答道,“一个小时以后,我就带着我的证人和手枪找到他的门上去。”

  一个小时以后,维耶奈果然来到大仲马住宅的大门前,他的两证人——作家协会副主席夏尔·梅吕和作家协会秘书、诗人阿尔塔罗什上楼通知大仲马,维耶奈在恭候着他。大仲马东拉西扯地说个没完,就是不肯下楼。人们告诉他,这关系到他的荣誉。大仲马却向人拍拍他的账本,意思是说,他还得写东西还债。

  第二天,大仲马请他的两位证人来向维耶奈道歉。

  “他还是个孩子。”杜萨说。

  “那就天天早上打他的屁股!”维耶奈啼笑皆非地说。

  正是在作家协会的辩论会以后不久,趁大仲马处境尴尬之际,米尔库把进攻的火力猛烈升级,于1845年2月初抛出了攻击性的小册子《小说工厂,亚历山大·仲马公司》。米尔库编写这本小册子时,显然得到了大仲马的某些合作者提供的“情报”——总有些人觉得他那份工作没得到足够的酬谢,因而心怀不满的。他一一列举了某人参加了某部剧本或小说的创作,并称他们为这些剧本和小说的“真正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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