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奥格威自传(15)

一五

　　我父亲常说，遇到最喜欢的作家是个错误。有一次他跟詹姆斯·巴里爵士（Sir James Barrie）一起吃饭，发现他最喜欢的这位作家竟是那样一个令人生厌的卑鄙小人。我发现与最喜欢的明星见面也同样地错误。有一天我跟查尔斯·罗弗顿（Charles Laughton）在他种满晚樱的花园中喝茶，结果发现他是个讨厌的自大狂。我遇到过的每一位明星几乎都有同样的病症。毫无疑问，当这些大明星还是德斯莫依内斯（Des Monies）的冷饮小贩或怀俄明（Wyoming）的牛仔时，他们的个性一定非常朴实可爱，可惜成名之后，金钱与世故就钻进了他们的脑子。我见过的明星中，只有两个例外：一个是洛丽塔·扬（Loretta Young），对天主教的虔诚使她保持谦逊，另外一个是哈伯·马克斯。哈伯话很少，但是笑声又响又多。在他家客厅的桌上，我看到一张罗斯福的照片，上面题着“你的朋友赠”。哈柏的竖琴教师住在纽约，用长途电话教他弹琴。有一次哈柏举办了一场个人演奏会。结束的时候，观众像疯了一样地欢呼，但是好几分钟过去了，哈伯仍未出来谢幕。原来他跑到了观众席后面，在带头鼓掌呢。

　　在洛杉矶我碰到了一些比电影明星更有趣的人：山姆·贝尔曼（Sam Behrman），那时正在帮嘉里·库柏写《牛仔与美女》（The Cowboy and the Lady）的剧本；N尔弗雷德·希区柯克（Alfred Hitchcock），曾任伦敦一家广告公司的艺术总监；梭顿·魏尔德（ThorntO wilder），他对艾德斯·赫肯黎（Aldous Huxley）的态度就好像他是个野心勃勃的助理牧师，而哈克斯利则像大主教一样。还有山姆·戈德文（Sam Goldwyn），他说服我给了他一份机密的调查结果，结果马上披露给新闻界。我不喜欢戈德文先生。

　　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他的片厂大亨——路易斯·梅耶（Louts B．Mayer）、大卫·塞尔兹尼克、沃尔特·迪斯尼（Walt Disney）、哈利·华纳（Harry Warner）、沃尔特·旺格（Walter Wanger）、杰克·科恩（JockCohn），还有法兰克·弗里曼（Frank Y．Freeman）——也都开始对我们公司的调查产生浓厚兴趣，他们中的一些人，后来在适当的时候成了我们的客户。其中我最喜欢的是大卫·塞尔兹尼克，他让我们做调查就好像别人买杂货一样。一次与艾德斯·哈克利斯和罗伯特·斯蒂文森讨论剧情时，塞尔兹尼克打电话来要我做一项调查以解决他们对“简爱”（Jane Eyre）这个片名的争执。“算了吧！”我说，“我们的调查结果显示不管你怎么做，《简爱》这部片子一定会失败。而且无论如何，你都不应该用调查研究来替代有创造性的判断。”

　　塞尔兹尼克的岳父，也就是米高梅电影制片公司（Metro－Goldwyn－Mayer）的路易斯·梅耶，他手下的签约明星，比其他所有制片厂加起来还要多。他问我能不能在米高梅待一年，教他们怎么使用我们的研究方法，但是这样就意味着我们在其他客户处于危难中，对他们弃之不顾，所以我不得不拒绝了他。梅耶不是塞尔兹尼克那样的创意天才，但是他对于把握大众口味有一种无可匹敌的本能。

　　我再也不可能遇到比盖洛普博士更好的老板了。他对我信心十足，因为我从不记得他曾读过任何一份我以他的名义撰写的调查报告。一旦他发明出新的研究方法，他就立即对它失去兴趣，转而去做更新的东西。然而，他对我的工作也采取了明智的防范措施，让芭芭拉·班森（Barbara Benson），他的弟妹，以专家的眼光监督我是否使用不可靠的研究程序。盖洛普有个怪疾：支付薪水非常小气。我那时的周薪是40美元，比我提供顾问服务的好莱坞影业巨子们的园丁还少。

　　后来成为加拿大驻联合国大使的索尔·瑞（Saul Rae），当时受雇协助盖洛普写一本书——周薪50美元。后来成为《运动画报》（Sportsillustrated）总编辑的杰克·提比（Jack Tibby）和后来成为外交政策协会（Foreign Policy Assciation）主席的比尔·里杰特（Bill Lfogate）当时负责撰写盖洛普的民意调查报告交报社，每周的薪水也只有100美元。阿尔弗雷德·马克斯《Alfred Max）后来自己创办了一系列法国杂志，当时周薪只有45美元。我想我们中没有人曾抱怨这样微薄的薪水，因为我们从这份工作中学到的东西太多了。说实话，如果要我为盖洛普给我的教育付学费，我都乐意。除了民意测验，他还教我三个具有无上价值的处世方法：

　　1．不敢拒绝的事情，就大大方方地答应。

　　2．如果不知道答案，就想办法混淆题目。

　　3．当你把别人的浴室弄得臭戴黄时，划根火柴，臭味就会消失。

　　盖洛普是个极其谦虚的人。有一份杂志曾刊登了一篇攻击他的调查方法的文章，洋洋洒洒列出了38条罪状，他把手下爱将都找来，告诉我们他承认其中的36条。

　　所有在民意测验机构做事的人，都常常会遭到别人的拒绝——“我从未接受过访问，也不认识任何曾经接受过访问的人。”有天晚上，在宾夕法尼亚火车站，一人访员走过来与我攀谈，连写字板都准备好了。“您能回答几个问题吗？”那些问题都是我自己写的，它们听起来蠢极了，我马上回到办公室，取消了那次调查。

　　这份工作要求我经常往来于普林斯顿和好莱坞之间。在那个时代还没有横穿美国大陆的航线，所以我可以通过火车车窗，饱览这个国家的风光——我搭乘的都是些很棒的火车，像圣塔菲超级领袖号（Santa Fe SuperChief），还有洛杉矶城市号（City of Los Angeles）o 在一次这样的旅行中，我顺便在旧金山下了车，与阿尔伯特·班德（A比ert Bender）在一起待了两天。他是个上了年纪的都柏林人，是伦敦劳埃德船舶协会（LlyodS）驻旧金山的代表，他把自己的财产平分给加州的年轻画家和爱尔兰共和军。另外有一次去好莱坞的途中，我在蒙大拿（Montana）下了车，与哈里·哈特（Harry Hart）共度了难忘的三个礼拜。哈特是一个大农场主，英国人，认识比尔·希区柯克（Bill HICkok）与克莱米蒂·简（Calamity Jane）。他让我参加狂山群（CrazyMountains）的定点旅游。我的向导是一个挪威血统的年轻牛仔，他给我讲了一些关于乔威特（Jowet）和其他几个上个世纪的牛津名人的故事。他是从一个老爱尔兰人那儿听来的，那个人曾是牛津贝利尔学院的教师，在一个休假年来蒙大拿，然后就再也没有离开。不得不离开那些美丽的山峦、令人陶醉的空气、满地的勿忘我，以及那儿充满平等精神的居民时，我忍不住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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