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级病毒(37)

三七

　　在研究病毒时，最后的化验或试验都是分离病毒。化验不仅告诉你在血液或组织的样品里是否有病毒，而且还能告诉你有多少病毒。如果我们要绘制和记录疾病的传播，然后对它进行治疗，我们必须要分离病毒，并且不仅是对每个病人的一次抽样，而是对他的几次抽样进行病毒分离。事情还要更加复杂。我们不能就在一般的冰箱里将抽样冷冻起来，用一般的冰袋将它们运走。如果要保存好抽样，将它一直送到亚特兰大，我们需要干冰。在凯内马根本没有干冰，即使在费里敦也没有。最近的来源是象牙海岸的阿比让。我们设法与阿比让的美国大使馆建立了联系，它也试图帮助我们摆脱困境。但是他们送来的头两盒干冰，到达时却是空的。干冰已全部挥发了，剩下的只有一点二氧化碳。显然，阿比让这条路线行不通。

　　所以我们又找到效率总是很高的荷兰航空公司里的荷兰朋友，他们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事先预订好，他们可以每星期四傍晚从阿姆斯特丹将干冰送来。这就使我们有时间包装好抽样，当飞机第二天早晨返回隆吉时，就能把抽样运回亚特兰大（途经阿姆斯特丹和芝加哥），剩下的工作就是要想出一个办法，在使馆的帮助下，使包裹内装物在融化之前经过渡船运到弗里敦，再送回去。我们得确保我们能按时到达弗里敦，这样我们就不会误了飞机。因此我们毒星期四晚上总是非常忙乱。最后，我们在大使馆的地下室里放了一些大冰箱。在这里，我们可以储存我们宝贵的抽样。使人放心的是冰箱已和大使馆的大发电机连接起来了。用这种方法储存拉沙病毒似乎没有使我们国务院的朋友感到担心。星期五下午，当荷兰航空公司的班机带着我们的盒子起飞后，我们都精疲力竭地瘫倒在非洲大陆最美丽之一的弗里敦海滩上。

　　没有美国国务院的斡旋，我们的许多工作都做不成。我至少与四大洲15个国家的美国大使馆和领事馆里有过工作关系，我总能指望得到他们的合作。记得有一次，一位比利时朋友陪我去金沙萨的美国大使馆兑现支票，他很惊奇我竟然能办成这种事。他说他从他的使馆无论如何也得不到这种服务。

　　无论我们作出多少努力，无论我们最后克服了多少困难，但对约翰·卡马拉来说，效率仍不够快。他的高烧和全身剧烈疼痛有增无减。我们仍抱着希望一一这希望来自我们对拉沙热的一点点了解。但到了他得病的第8天，他一度明亮和锐利的眼睛变得迟钝了，（在我看来）充满了无可奈何的神情。当我靠近一点再看时，可以看见他眼白里有火焰似的红点。

　　现在他的眼睛出血。

　　约翰的妻子再也受不了了，她不时站起来，但几分钟后又跑回去握着他的手，试图缓解他的痛苦。

　　到了他得病的第9天，约翰·卡马拉时而有些迷惑，时而神志失常。虽然我们对这种疾病没有很多经验，但恐怕许多人都过不了这一关。我们得承认我们正在失去他，他的妻子似乎也有与我们相同的预感。她开始变得令人惊奇地安静，因为她已接受了不可避免的事实。在医学上，这是令所有医生感到卑微的一刻。它提醒我们：众神也是虚弱的。

　　约翰完全陷入了昏迷。当病毒宣布战胜了他的脑子时，一系列的发作摧毁了他的身体。然后他陷入完全休克，已测不到血压。他的心肺衰竭了。

　　为了证明他给人们留下的精神财富，塞格布韦马所有的人都出来哀悼他一一他们非常尊敬的老师和行为的榜样。他们想要知道，这是什么世道，竟要夺走这样一位好人。带看两个要抚养的孩子，他的妻子一个人如何过下去？谁来照料他年迈的双亲？谁来教育他的学生？准给予他们劝告和帮助他们为自己的国家创建未来？我的四周，沉寂是唯一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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