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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


  §第七章 一个全新的世界

  1921年春,一封来自苏联新政府的电报揭开了伊莎多拉最后七年新生活的序幕。7月,她携义女爱尔玛、女仆让娜踏上了前往莫斯科的旅途。她就像一个死后的灵魂走向一个新世界一样,心中充满着伟大的理想,这一年,她已经44岁了。

  然而,当列车进入火车站,伊莎多拉的心就凉了一半,没有鲜花和拥抱,没有欢声笑语,甚至连问一句“哪一位是邓肯女士”的人也没有,最后她们只好跟随一位和她们同车厢的机要员一起进入了这个陌生的国度。

  最终解决了她们食宿的居然是一个她们的旧相识——弗洛林斯基伯爵,一个穿着讲究的西服皮鞋的贵族,这使她们感到好笑。然而不久她们就笑不出来了,因为屋子里除了有很多苍蝇,还有许多别的蚊虫,让她们根本无法入睡。

  由于这一天是星期天,所有的官员都在放假,弗洛林斯基帮她们四处打听,没有得到有关方面的回音。

  直到第二天上午,教育艺术人民委员卢纳察尔斯基才从放在桌上的通知了解到这位舞蹈家已到达的消息,他只好给她安排到格尔采尔公寓——莫斯科大剧院芭蕾舞团的首席女演员的家里(在苏联,一个有意思的特殊就是称呼她为邓肯女士,而其他的国家一直都叫她伊莎多拉)。

  格尔采尔公寓是一个很小的地方,摆满了古董和昂贵的小玩意儿,伊莎多拉很不习惯,她以前总是住在天花板很高的房间里,室内挂着蓝色的帐幔,放着几张低低的长沙发和桌子。

  第一位到公寓来的客人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他们两人是多年的老朋友了,见面非常高兴。他对伊莎多拉说,他希望能有更多的机会,使他的工作跨越俄国,与德国和美国的公众见面。为了这个缘故,他终于熬过了那些可怕的岁月。但是伊莎多拉出于一时的热情和对这个共产主义国家的无限热爱,动情地说:

  “我亲爱的,你正面临着这种进退两难的处境,要么认为自己的生命已到尽头,一死了之;要么重新开始生活,做一个共产主义者。”

  几天以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请伊莎多拉和艾尔玛去观看他的新实验。把柴可夫斯基的歌剧《叶甫根尼·奥涅金》搬上舞台,演出没有管弦乐队伴奏,只在舞台两侧分别放置了一架钢琴。但是他的实验得到了伊莎多拉的否定,她说:“歌剧是胡闹您应当更有所作为,譬如欧里庇得斯的悲剧,我总梦想着有一天由您来导演,由杜丝扮演阿加娃埃,而我和我的学生则为全剧的合唱伴舞!”

  几天之后,弗洛林斯基邀请伊莎多拉参加一个晚会,共产党的大部分领导人都将参加。伊莎多拉激动极了,她以为她将见到一群容光焕发的理想主义者,就像托尔斯泰的信徒那样穿着朴素的农民服装,怀着对人类的热爱,头顶笼罩着光环。于是她换上了红色短袖束腰外衣,外面披一条腥红的开司米围巾,并在头发上罩了一方红色的薄纱。

  晚会在卡拉汉大厦举行,当进入一个典型的路易十五式的大厅内,伊莎多拉看到了穿得衣冠楚楚、心满意足的同志们正专心致志地欣赏着一个站在钢琴旁柔声地唱着法国《牧歌》的女士的演唱。伊莎多拉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和眼睛。她的目光从那位身着晚礼服的女士移到天花板上摹仿瓦多所作的跳小步舞曲的人物,又从那里把视线折回到室内金碧辉煌的俗气的装饰及陈设,然后再看看坐在那里聆听无聊的歌唱的“同志们”,他们活像一群在任何文明社会的一角都能见到的那种富有的中产阶级。伊莎多拉怒不可遏地走到大厅中央。

  “这和过去有什么两样?”她大声地说:“你们进行了一场革命,你们首先应该抛弃从资产阶级那里继承来的可憎的遗产,可是你们却比他们还要奢靡。你们不是革命者,你们是乔装打扮的资产阶级,你们这些篡位者。”

  大厅内一时鸦雀无声,伊莎多拉像一个复仇天使,身披炽燃的衣衫,口吐激烈的言辞,大踏步地走出大厅,留下了一群目瞪口呆、不知所措的人。

  日子一天一天过去,可是伊莎多拉的舞蹈学校却杳无踪影。她心急如焚,生怕自己这次俄国之行一无所获。为了消磨时光,她白天在城里散步,晚上则到剧院闲逛。

  一次偶然的机会她结识了波德沃斯基,他是一位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当时正带领一队运动员从事体育场的建筑。伊莎多拉为这个生气勃勃的、充满了理想主义光辉的人所深深打动,并为他写了一篇文章,在一家英文报纸上发表。第二天她又跑去见他,他们一起走在山间崎岖的小道上,这位目光充满英雄气概的个子瘦小的人对她说:“我领你走这条危险的道路,目的是为了告诉你,如果你想为俄国工作,摆在你面前的就是这样一条道路,而不是什么大剧院、管弦乐队、鼓掌喝彩的观众。不,不,那些将会使你一事无成。如果你想使自己有所作为,那么就到群众中去,冬天在谷仓中,夏天在原野上舞蹈。使人民懂得你的舞蹈语言,使孩子们增长知识和才干。还有,即使做了这些,也不要接受别人的感谢!”

  伊莎多拉应波德沃斯基夫人之邀去麻雀山住了一周,在那里认识了鲍罗廷。他长得很英俊,会说英语,富于修养,说话慢条斯理。伊莎多拉像花神们在帕西发尔面前舞蹈一般也为鲍罗廷跳起舞来,并以她最富于魅力的方式将玫瑰花瓣撒在他身上。但是,鲍罗廷不为所动,他心中只有事业,而且他也不可能为一个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来的舞蹈家而影响自己的前途。另外,伊莎多拉还结识了托洛茨基的父亲,尽管她盛赞老人的儿子是个杰出的人,但老人似乎并不赞同儿子的所作所为。

  伊莎多拉搬到了著名演员芭拉乔娃家里,而与此同时,这位逃离苏联的女士却正试图住在伊莎多拉巴黎的房子里,并因这座房子没有餐厅而决定放弃——这一幕情景是多么有趣而略带讽刺意味啊!这位富有的女士的家如今已被若干户人家分占,在留给伊莎多拉和艾尔玛的房间里,尽管东西已被搬空,却依然可以清晰地想见当时屋内各种浮华繁琐的装饰以及极尽雕琢之能事的室内风格。

  10月中旬——伊莎多拉·邓肯从伦敦启程后三个月——普列特奇斯坚卡20号的大门敞开了,迎来了希望学舞的蜂拥而至的孩子们,伊莎多拉从中选择了50名天赋最高的孩子作为即将成立的学校的学生。

  12月3日,学校正式成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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