谍海忆旧(55)_鲁特·维尔纳

五五

　　伦继续通过英国领事馆争取回英国，但毫无结果。那里的人们忙得很，他们急于把那些适合军龄的英国人，不再通过被占领的法兰西，而是采用假护照，以各种可能的借口送回家乡去。首先要运走的，是那些从德国和意大利逃出来的英国战俘。也许人们想到了伦有一个德国妻子；想到了他有西班牙国际纵队的背景，因此未给公使留下好印象，总而言之，像我当时在里斯本一样，人家告诉他，在他面前有许多紧急情况需要处理。

　　这中间我与汉斯一卡莱和英国西班牙委员会的杰克·布伦特商量过。杰克是一个在西班牙受了重伤的同志，在过早的去世之前，他战胜肉体的痛苦，做了许多工作。杰克和英国西班牙委员会，当时并不了解伦的工作。他们只是为西班牙战士服务。最终我在西班牙委员会支持下，给左翼工党议员艾伦·拉斯本写了一封信。事情传到议会里。艾伦·拉斯本向下议院提出一项质询。这项质询在发表所有议会议题的1942年“议事录”中一定能找到。它的大意是：为什么一个英国公民，从西班牙内战中回来的有军事经验的反法西斯战士，他生活在国外并且志愿回来从军，却得不到政府官员的支持，无法返回他的家乡呢？

　　拉斯本太太答应说，他们会办理这件事情的。的确，“外交大臣常务秘书”（相当于国务秘书）通知了驻日内瓦总领事，他立即召见伦并为他铺平了一切道路。伦从领事馆得到一本护照，署名约翰·米勒，还有一份患有肺结核的医生证明，说明他“不宜服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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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2年夏末，即在我离开瑞士20个月以后，他到达英国。最初他的确是“不宜服役”，他由于犯神经性胃病，瘦得很厉害。

　　我们也并未欺骗艾伦·拉斯本，质询中所说的一切，都是符合伦的情况的。

　　伦回到他的故乡还没有三天，便接到一封财政部门的信件，提醒他把四年前欠的债务（1938年）退还给政府，即作为国际纵队成员从西班牙国界到达伦敦的运输费。当时由西方势力组成的“不干涉委员会”与佛朗哥和共和派政府达成协议，国际纵队和德国援助佛朗哥的法西斯军团撤出战斗。共和派信守诺言，可佛朗哥却破坏协议，让法西斯军团继续留下来。

　　这笔账单显示英国财政部门的规章之严密和办事效率之快捷。现在我们知道，官方得到了伦返回家园的情报，也许不只是财政部门。

　　与此相反，军方工作则是缓慢的，伦在呈递申请一年之后，才被征召入伍。这也许与他的西班牙战士的背景有关系。

　　1942年秋天房主通知我们，他们自己急需这栋平房。因为我要发电报，所以我们又去寻找一栋独立的房子。在牛津避暑区我们发现了“别墅大道”，乔治街50号有一栋经历过几代人的古老建筑物，并有一个不大的长满草的后院和许多库房，这栋建筑物与这条小街上的其余非常具有小市民气味的房屋，是隔离开来的。

　　从前这些库房用做马厩，它们是属于对面讲究得多的街道上一栋大别墅的。马车夫曾经住在我们的房子里，马车夫与主人别墅的关系以某种方式保存下来，现在住在别墅里的是富有的和有影响的法官尼威尔·拉斯基一家。他是著名工党领袖哈罗德·拉斯基教授的兄弟，这些库房一直还是属于他们别墅的。

　　拉斯基太太是个丰满、漂亮的女人。我是上午10时拜访她的，她当时正穿着上等的睡衣在床上躺着，像电影里的富人那样，她吃早餐时用的是亮晶晶的银托盘。拉斯基太太是个关心社会的女人，积极参与慈善机构的活动。她收养了一个来自德国的受到威胁的犹太孩子。

　　我去拜访她是有特定目的的，我请求她允许我在我们的房子和她的库房之中拉一根天线。她表示同意，在别的事情方面，她对待我们也是友好的。

　　令我感到满意的是，这一次可以由伦来架设天线，在吉德林顿平房住时，是我自己在房顶上爬来爬去。

　　紧挨着房子有一堵用灰白色自然石头砌成的厚厚的墙，150多年以来，就是它把庭院与外界隔离开来。我们在一个沙浆断裂的地方，撬动一块石头，把它从后面抽出来，把我们的小型电台放进去，再把长满鲜苦的拱顶石放回原位。这堵墙一点看不出有什么变化。

　　我们的房子里是由四个房间和一个螺旋楼梯构成的，最大的房间是不能利用的，一个“莫里松防空洞”把它装得满满的。赫伯特·莫里松属于工党的领导阶层，在联合政府当中任内政大臣。这座家用防空洞，看起来仿佛是一个用金属丝编成的大甲虫，它背着一块沉重的钢板作为封盖几。这是政府无偿提供给他的，可牛津并未遭到轰炸。

　　联系到另外一件事情，我又想到了大甲虫。我到达英国时曾经买了一辆便宜的旧自行车。伦20个月以后看见它便解释说，骑这样的自行车有生命危险。有一天，我从伦敦回来，发现门锁着；当我揿铃时，听见孩子们激动的窃窃私语声，他们给我开门并指示我把眼睛闭上。两分钟以后才允许我走进大房间。我发现防空洞上放着一辆崭新的非常漂亮的自行车，上面装饰着红旗，家里的台灯和手电筒全都照着它。我经常用它，也用来进行地下接头。后来我迁往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时候，伦把它拆卸开带到飞机上。刚到柏林时，尼娜还骑着它上学呢。现在它停放在地下室里。谁都不想把它卖给旧货商。

　　1942年，伦回到英国之前。我建立了一个重要联系。他是一位空军军官，他的妻子和孩子被遣散到牛津来。他原来的职业是焊接工，他是少数出身于工人阶级的军官。他从16岁起就有进步的政治观点，现在依然保存着。他叫詹姆斯，我是通过他的妻子认识他的。他对国际政治感兴趣，热心于与我交谈。我发现他是尊重苏联的，并对英国不执行开辟反对希特勒的第二战场支持苏联的诺言而感到厌恶。詹姆斯不常来牛津，花了一段时间我才对他有了足够的了解，然后我建议中央，争取他的合作。中央表示同意。对于他我是有把握的，即使他不愿意冒险，拒绝与我合作，也不会出卖我。我们在一起谈了好几个钟头，当我越来越接近实质性问题时，他最后几乎能猜出我的用意并表示同意。

　　詹姆斯是属于空军技术分部的，他了解飞机制造的一部分新发展的情况。他给我们提供准确的数据、重量和体积的说明、承重能力、特殊性能甚至还有尚未试飞过的飞机图纸。我还记得一种新的发明，一个小的构件，他把原件给我拿来。这些器材都是编号的，并且都是密封的。这一构件的丢失曾引起一场巨大骚动。

　　詹姆斯是个谦虚而乐观的人，他成了我们的朋友。每月我见他两三次，在距离牛津几百公里的地方，他的家人都离开了城市，每一次我都能得到一些有用的材料。詹姆斯不拿我们的钱，他并不认为自己是“间谍”。他帮助了这个同盟国，这个国家为反对法西斯主义进行了最为顽强的斗争，付出了最为沉重的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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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余无线电通讯是被禁止的，我必须考虑到，说不上什么时候，我的电台会被人发现。中央希望我再增加一个合作者，把它培养成报务员。我找到了托姆。他因为缺少一只眼睛而未能入伍。

　　跟着托姆可以去盗马。他是一家汽车工厂的钳工，不管要求他做什么，他都能毫不迟疑和没有不必要的思考去完成。托姆懂礼貌，幽默，有感情，人也可靠，必要时甚至冷酷无情。为了教给他发报技术，伦和我必须到他家里去，要么他到我们家里来。托姆也拒绝付钱。为了有富裕的时间进行学习，他找了一个不必整天忙乎的工作，他成了贴广告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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