谍海忆旧(54)_鲁特·维尔纳

五四

　　除了与苏联保持无线电联系之外，我还继续与苏联同志谢尔盖会见。在我成功地与军界建立起联系之后，我得到一些无法用无线电转送的资料。在一次会面时，谢尔盖转交给我一个小包裹，大约有20厘米长，15厘米高。这是一台小型发报机。尽管我对无线电理论一直不太热心，但我还是很喜欢这台轻便的，技术进步，工作性能可靠的机器。我拆卸开比它大六倍的我的这台发报机，只留作应急之用。我在英国从事了五年或六年报务员工作，在英国也像在瑞士一样，战争期间业余无线电通讯是被禁止的。

　　我在英国期间，“谢尔盖”们换了两三次人。我对我们的会面感到很高兴，除了第一次的失败之外，我们的会面总是准时的，分秒不差的。这些同志都很友好，实在和有经验。我们的会面总是在夜间的街头，尽量安排在不受空袭警报干扰的时间，我们果在一起最多15分钟。

　　我曾经多次说过，在地下工作当中我并不害怕，但是我必须承认，在黑暗的大城市里，没有路灯，或者没从窗户里透出来的灯光，”我仍然是感到害怕的。大街上几乎空无一人，如果有谁沿街走来，也是看不见的。我站在漆黑的街上，仿佛在等待着什么人会突然间摸我的脸颊，或者扼住我的咽喉。一旦我听到轻微的脚步声，就会恐怖地屏住呼吸，如果是“自己人”的脚步声，便会松一口气。

　　我们在小房子里住得很舒服，只是缺少了伦；在写往日内瓦的信中，我是这样向他描述我们的生活的：

　　1941年春天

　　明天父母亲来。我与父亲的关系特别好。当然，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与他的关系都特别好。由于他现在已经65岁了，必须离开大学。他在经济上几乎没有什么积蓄，这意味着他必须寻找别的工作。他这个人特别谦虚，可作为一个寻找工作的人，他又特别有自尊心。他的学术成就是毫无问题的，到处都能作为荣誉客人受到欢迎。在他的领域①里他是世界著名的。他工作了一生，在学术上取得了有价值的成就。只是以65岁的高龄，他不知道能否找到一份能够挣面包的工作！政府和学术机构给了他一大堆任务，一旦这一切都是尽义务的事情。其实这是一种耻辱……世界形势一片黯淡，暂时并不令人欣慰。克里特岛事件遭到尖锐批评。但它至少有一个好处，即暴露了英国的弱点，人们必须及时加强反对侵略的保卫工作。没有克里特事件人们或许不会充分认识到保卫这个岛屿的困难在什么地方②……我读了一本诺尔·克瓦尔的传记。他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士兵的反应，完全是一个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反应，他不能遵守纪律，不能服从，不能放弃自己的个性，不能忍受身体的劳顿。我并不蔑视他不喜欢过士兵生活，而是蔑视他不喜欢过士兵生活的理由，但是我佩服他的诚实……

　　①当时从事人口问题研究。

　　②英国于1941年5月在希腊被打败后，花了很大力气才把4－5万名士兵撤退到克里特岛上。

　　我正在读一本关于中国的书。我什么时候失掉了对这个国家的怀念吗？……

　　尼娜①对她所经历的第一次近距离轰炸的反应是：“房子晃动得好厉害！墙壁、床底下和我的耳朵里，充满可怕的嘈杂声。”从那以后她一再提到死亡。每天她都让我向她保证，在她长大之前，我不要死。平安对于她来说，总是与另外一句话联系在一起的：战争结束以后，“我要每天吃一个鸡蛋，到那时我就不再上学前班，到那时飞机飞得高高的，让我不再听见它们。”米沙对于来英国换一个环境适应得很快……

　　①尼娜这时已经5岁，她在幼儿园里经历了这次轰炸。

　　我在这里尚无朋友，但我与附近平房里的女邻居相处得很好。她是一位泥水匠的妻子。她为人朴实、平和、友好，她有一种智慧，不是来自头脑，而是来自她的热心肠。她怀上了第四个孩子，我是多么羡慕她呀……

　　尽管没有什么好说的，我还是愿意每天给你写一封信；这样琐碎的事情，你应该跟着一同经历……我今天推着儿童车飞跑着去拉一口袋煤。我恰好听到了有煤的消息。这意味着几周以来第一次沐浴……

　　星期天我带着孩子们去散步了。尼娜站在一棵矮树前听一只小鸟在歌唱，她那可爱的动作，十分引人注目，有些人仿佛天生如此，这是另外一些人所没有的。

　　我买了一件新衣服，这是第一件你没见过的衣服，红色带有白色小斑点，白色腰带，白色衣领……

　　给我写一封长长的信吧。让我知道你在做什么。你在学习什么呢？一种语言？数学？我非常希望你扩充自己的知识……

　　现在已经过了午夜，警笛又开始号叫起来，几分钟以后又要有像我们一样的人，他们扶养大了自己的孩子，他们热爱大自然，将受到炸弹的轰炸，不再活在世界上。

　　＊＊＊

　　伦来信告诉我，他在瑞士的工作需要他，不能到英国来。我回答他说：

　　……现在，无事可做的时候，我才知道，我是多么期盼着你的到来。上百种的日常事情：“这一次我们必须一块儿去散步。”“这本书我们要一块儿讨论。”“当我有沉重物品需要拖回家时，你去公共汽车站接我。”“我的晚上不能是孤独的。”现在我必须使自己习惯于这些东西都不是为我们而存在的。

　　＊＊＊

　　不久我从伦那里听说，他要继续争取回英国。后来我才得知详情，原来拉多同志希望把伦留在瑞士。因为有许多情报需要传达，所以这是可以理解的。拉多同志解释说，英国没有多大意思，相比之下，德国与瑞士的联系具有更重要的意义。

　　伦像我一样从中央得到迁往英国的任务，但拉多的理由影响了他。他觉得这是自己应尽的义务，尽管他也对我们的长期分离感到痛苦。伦采用我们的旧密码，除了发他自己的消息之外，还要为阿尔伯特发消息，于是他决定问一问中央：

　　“我应该像索尼娅指示的那样，争取回英国，还是像阿尔伯特希望的那样，留在瑞士？”

　　回答是：“按照索尼娅说的做。”

　　伦也像我一样，已经不记得他从瑞士发往苏联去的那些情报。他还记得一个联系。我们曾经认识一个被派到国际联盟工作的姓王的中国记者，他娶了一个荷兰女人。从前当过蒋介石的军事顾问，在纳粹战争中任驻比利时最高军事指挥官的法尔肯豪森将军经常在瑞士逗留，他与王和那个荷兰女人十分熟悉。伦通过王偶尔能知道一些这位将军所发表的意见和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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