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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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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冬天 雅尼娜十分讨人喜欢……她是我们的一首歌曲，只可惜这首歌没有歌词。她还根本不会说话。米沙最近表现了一种统计学的天性，这一点现在今我十分开心。每天都提出许多问题：“世界上有多少孩子上学？今天吃菠菜吗？”然后突然又问：“在一只跳蚤看未，我们的房子是什么？”我发现他在测量我们的火炉，结果是“火炉对于一只跳蚤来说，就像对于我们来说一栋房子有98层。我们的房子对于它来说有多高，只要我会两位数乘法表，就能计算出来。” ……我得了轻微的感冒，几乎未睡觉，但是我喝了糖水。我们的报纸上说，这是一种非常管用的催眠剂。此外，我们的报纸上现在连续登载一部小说《我是一个丑姑娘》。说的是一个少女去理发馆，让人把前边和后边的头发烫了，涂上颜色，抹上油。一下子她就漂亮了。 罗尔夫说：“这正是你所缺乏的。”于是我找到一位女美容师，她在我的双眼下贴上报纸，在睫毛和眉毛上涂了一种黑色液体。烫得厉害，但是我闭着眼睛强忍着。这一切都像那部描写丑姑娘的小说一样，所以我也期待着变得美丽。当我可以睁开眼睛的时候，从我那烫得通红的眼睛里流出来的是黑色的眼泪，混杂着真实的泪水。我根本未变得更美。我简直不敢回家，当我走进屋里时。罗尔夫看了我一眼，便笑得在沙发上直打滚。他大呼道：“像一位情妇”。为了使自己再变成一个正常人，我用浮石和板油足足磨了两个晚上。 ＊ ＊ ＊ 我们在扎科帕内定居不久，我得到命令，再次去但泽，那里的一位同志不会组装他的发报机。我在但泽见到旧日的小组，又增加了一位报务员。这是我们学校里的一位年轻同志，我在苏联时就发现他是一个理解力迟钝的人。 他在当地娶了一个不过问政治的妻子，她对改善他作为一个地下报务员的处境毫无帮助。我帮助他组装好发报机，我们对它进行试验运行，建立起联系以后，我就离开了。我总是在想，为什么从那些在西班牙战斗过的出色的同志们当中，偏偏选择了这位同志，诚然他是勇敢的，但是，单单是这一点是不足以完成现在要求他做的任务的。 我发现我在波兰没有多少可做的事情，因此，当我们一年以后，即1938年6月，被召回去的时候，我非常高兴。但泽的同志们有他们自己的报务员，从保加利亚同志那里只能得到少量消息，我每14天只发一次电报。 告别这里的风景和房子，我的心情是沉重的。在这里，喜欢哲学思辨的米沙学会了大与小的相对性，我教会这个六岁的孩子读书这件奇妙的事情。在这里，尼娜健康而无忧无虑地成长起来。 38年以后我又见到扎科帕内，卡斯卜罗维和吉耶翁特欢迎我，这里盖起了成千栋新房子，这里的风景令我感到陌生。在这一带寻找我们旧日的房子，是毫无希望的。我保留着一张从前的照片，我朝着有山的方向走去，沿着一条我不熟悉的大街走去，一直走到公共汽车站那里，我往前跳了几步，然后停下来。 那就是我们的房子啊！ 但是，当年这里只是一片草地，并无用石块铺设的大街。我数着那些阳台，数着阳台上的木板，再数一遍，于是我看见，在那里刻着“五月别墅”的名字。我的心直跳。我揿响门铃。一位很老的男人走出来、戴上他的眼镜，嘴里念叨着：“这是我们家房子的照片……这是阳台……”而那里，在房顶上，我们曾经架设过天线。 ◎卷五 我于1938年6月份去苏联之前，把奥罗和孩子们送往英国，为他们在费尔番找到一间屋子，这是位于英国海滨的一个地方。夏天他们就住在那里。关于在苏联逗留的那三个月，我已经叙述过了。 在莫斯科这段时间将近结束的时候，即1938年的8月份，中央向我提出两条建议：我要么去芬兰，要么去瑞士。芬兰对我有吸引力，因为我对它比对瑞士更感兴趣，在瑞士接通关系更容易，父亲在国际联盟有一帮子朋友，去那里也没有语言困难。我让中央拿主意，他们决定派我去瑞士。 在莫斯科逗留期间，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知道了自己的军衔。在中国时我是上尉，现在我是少校。我知道，、数年以后我还会第二次获得更高的军衔，我估计是上校，但就我的记忆，并未公开通知我。对此我持无所谓的态度。我不穿军装，也不能按规定行军礼，更不要说正步行走了。当然，我用步枪和手枪射击成绩是不错的。尽管我对军衔、军规不感兴趣，但做一个红军士兵，我还是很骄傲的。 离开莫斯科之前，哈奇把一个未来的同事带到我这里来，这是一个德国同志和西班牙战士，他刚刚结束军事情报员训练。 我们在瑞士的工作是针对纳粹德国的。一旦我在那里站稳脚跟，赫尔曼随后便来瑞士，然后我们要设法与设在弗里德里希港的道尼尔飞机工厂建立联系。除赫尔曼之外，我还要独立地建立一个小组，和我一道工作的同志，要么我可以把他们派往德国去，要么在德国找到这样的同志。我把在瑞士的事务处理好之前，罗尔夫一直要住在我们这里。他也清楚地知道，我们不可能以这种方式长期在一起。他愿意回中国去，中央满足了他的愿望。 我建议首先从莫斯科去英国，并在那里为我在瑞士的工作做好准备。我要设法同英国的西班牙战士建立起联系，以便把他们派往德国去。尽管希特勒无休止地谩骂那些“不讲信义的英国人”，但个别英国人在战争爆发之前，在纳粹德国仍然受到某种尊敬。这个或者那个富裕的英国人在世界上到处旅行，在相当长时间内定居在他所喜欢的地方，并非异常的事情。如果他有这种想法，并为此而选中了德国，这并不违背人们想象中那个古怪的英国人形象。中央赞成我的计划，并再一次嘱咐我，不要与英国党建立联系。这一点我当然知道。这一点我一直恪守不误。 我从莫斯科绕道去伦敦。回忆我在欧洲那些年的各种旅行路线和护照，对于我来说是困难的。我记得我曾经两次经过德国，一次用的是假护照，在纽伦堡换飞机，在柏林和科隆换过火车。我也多次在巴黎停留过，在另外一次旅行中去了芬兰，在赫尔辛基我得到一个瑞典护照。 在伦敦我又见到了米沙和雅尼娜，他们被奥罗照料得十分出色。我的孩子跟着我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从未过过像样的安定生活。米沙以其七岁的年龄，便居住过上海、北京、奉天、华沙、但泽、扎科帕内、捷克斯洛伐克和英国，在这段时间里陆陆续续学会了德国话、英国话、中国话和波兰话。现在他在瑞士又要开始学习法国话。对于他们的成长来说，最好是有一个固定的家园，让他们在那裹扎下根来。为此，只要工作允许，我总是尽力为孩子们提供一种健康的、美好的生活。他们曾经长时间生活在波兰的塔特拉高山上，现在又在英国海滨住了三个月，我打算在瑞士也为他们创造一种良好的家庭生活。 在伦敦我做过几次徒然的尝试之后，与一位我在德国就认识并在西班牙作过战的同志建立了联系，他出生于奥地利或者捷克斯洛伐克。我只把最必要的情况告诉给他：我的政治工作是针对德国法西斯主义的；我需要一位或者两位同志，他们在西班牙斗争中证明自己是勇敢的、可靠的，并且愿意去德国从事危险的地下工作。我根本未提到苏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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