谍海忆旧(39)_鲁特·维尔纳

三九

　　海明威的朋友米哈依尔·柯尔左夫和伊利亚·爱伦堡为他们促成了第一次会面。哈奇拒绝讲话。“他酒喝得太多，我不信赖这种人，”哈奇说。“况且，他在什么时间写作？”他问柯尔左夫，后者恳求他，让他当一次外交官，至少把他的经历的一部分讲给海明威听。“海明威写的好，他那些关于西班牙的报道，是西方报纸上发表的最真实、最优秀的作品，你们不能伤害这样一个人。”

　　哈奇是尊敬柯尔左夫的，经过一番劝说，他表示同意并耐心地回答了海明威提出的关于游击队的斗争、炸毁桥梁、拆毁铁路等许多问题。

　　我要补充一句：现在我明白了，为什么海明威关于西班牙的那本书《警钟为谁长鸣》会获得成功。

　　我与哈奇的关系不像与安德列那样密切，但是我也很尊敬他。他和安德列都是能干的上级领导，在那个并不轻松的时代，他们都是好伙伴，正派而勇敢的同志，我相信，他们都亲自保护过我。

　　多年来，我一直在怀着美好的感情想念这两位同志，关于他们的遭遇我一无所知。后来我听说，哈奇在第二次大战当中，曾经作为将军在俄罗斯西部战线参加过战斗，几年之前才去世。安德列在战争当中也当上了将军，他逝世于1972年。我多么想再一次见到他们呀。

　　1937年或者1938年，我在莫斯科逗留时，当时的军事情报局长唤我到他那里去。他询问了我在波兰的经历，他对我们为取得居留许可证所做的努力特别感兴趣，例如提了些什么问题，我们如何回答的，我们以什么身份在官员机构中谈判的，在波兰有什么样取得合法身份的可能性，地下工作者怎样以最合适的方式出现，人们相信你们什么样的经历。我回答的时候，局长手里拿着我那本盖着许多延长居留期限公章的护照说：“索尼娅，我知道单单是在这里就包含了一种什么样的斗争，使你们在那里坚持下来。”

　　我怀着高兴的心情，就这个话题指出罗尔夫的功劳。这位同志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可是我再也不曾见到他。处于领导地位的同志们在当时是经常变换的。

　　我要进莫斯科附近的一所学校，在这里除了训练情报员之外，也训练游击队员。我在那里开始上课之前，哈奇同志来找我，他通知我说：“你的一个好朋友在莫斯科，他想见你，条件是，要取得你的同意。”

　　这个朋友就是恩斯特。

　　哈奇把他带到我这里。这位职业革命家的第一句话便是：“多么漂亮呀，你还像从前那样苗条。”我搂住他的脖子，什么话都未说。

　　恩斯特在同一所学校里学习，我们在一起的这三个月里，又恢复了我们的老关系，既没有矛盾，也不去思考未来的事情。只有一次，恩斯特给我讲述了这中间所发生的一切事情之后，他问我是否愿意和他一起生活。

　　他的容易激动，他的严厉和不宽容，即使它们是一个品质高尚的人的特点，也比从前变得更严重了；尽管我在苏联期间并未亲身体验过这些特点，我还是给了他一个否定的回答。

　　恩斯特与我在同一个班里学习。我保留了在莫斯科的住房，在学校里我有一张弹簧床，工作时间久了我可以住在外面。所有其他的学生，包括恩斯特，都住在学校里。除了我和恩斯特，那里还有5位同志，都是从前的西班牙战士。

　　其中有一位我记得最清楚，他是一个高大而健壮的同志，名叫费利克斯。他是个波兰人，会讲德语，在西班牙受了伤，一只胳膊不能活动，尽管经过医生治疗，仍然不能弯曲。他勇敢而聪明。第二个西班牙战士，他的好脾气和迟钝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我们的教师是个苏联上尉，他训练我们如何从事游击队活动。他参加过西班牙内战，红旗勋章获得者。他和妻子，两个孩子住在学校里。我们学习的是一个游击队员在敌国必须知道的事情，特别是如何利用炸药。我的化学基础比无线电理论好得多，也许是由于我在奉天接触过的缘故。我学习了用所谓的安全炸药硝酸铵、氯化钾以及各种添加物如食糖、高锰酸盐、铝粉和氧化铁所进行的一切混合。大多数我今天都忘记了，我在这里所重复的可能都是错误的。

　　我们用大炒勺在火上把潮湿的硝酸铵烘干，我们摆弄这些化学原料的态度是相当轻率的。我们用丙酮、硫磺和盐酸制造了一种爆炸性的，异常敏感的混合物（我的配方可能是错误的），还制造了具有腐蚀性的危险气体。每一次我们都迅速离开教室，待气体散尽，我们便把剩下的刺激性固体并不十分谨慎地装入雷管。事先我们已经把空雷管和电动点火器焊接在一起。我们在外面露天里把炸药放在一截钢轨旁边，我学习正确地切割和点燃起爆线。除了电动点火器之外，我们还制作导火索点火器。我们及时跑开，并卧倒在地上。

　　我们用燃烧剂点燃炸药，燃烧剂是通过一条橡胶装置传过去的。

　　我们把一只表装在炸药箱上充当定时炸弹，把炸药箱装上压力点火器，爆炸行驶中的火车。我们采用木箱，是为了使炸药保持防磁功能。所有这一切都是1939年以前的东西，与今日的技术相比，已是不可同日而语。

　　我很愿意在这所学校里学习，令我不快的只是，恩斯特对我们的教师评价不高。并对他表示蔑视、恩斯特已经是第二次学习这门技术了，他以自己那顽强认真的精神学到了许多东西。也许他真的一比我们的教师知道得多、总而言之，他们之间的关系颇为紧张。我总是设法使恩斯特平静下来，免得产生公开对立。我离开以后，由于他的麻烦。人们把恩斯特调离这所学校。

　　学校大概是在新建的运河附近，因为我们小组经常到那里游泳。那年夏天特别干燥。最初我们还为经常照耀的太阳而高兴，但是当草开始发黄的时候，一我们便叉为农业担起心来。

　　其他人都知道，恩斯特和我早就相识，不过，我们当着他们的面还是互相克制的，谁都不知道我们有一个女儿。

　　我在1937年9月24日给父母的信中曾经写到，我从莫斯科返回波兰。是绕道斯堪的那维亚各国走的。共飞行了12个小时，与恩斯特分手，我的心情是沉重的。

　　到目前为止我们住的那栋房子，被房主卖掉了。由于罗尔夫经常在克拉科夫从事职业工作，而我也是一直在那里与保加利亚的同志见面，我们便决定离开华沙。我们搬到扎科帕内，在那里租了一栋我们非常喜欢的木房子。“五月别墅”就坐落在900米以外的高岗上，用眼睛可以望到2000米以外的高山。附近的风光十分美丽，我以极大的乐趣学会了滑雪。我们穿着滑雪鞋去远处郊游。

　　我写给家人的信中不再有任何政治性的内容，全都写的是家庭生活，并且总是那么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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