谍海忆旧(35)_鲁特·维尔纳

三五

　　事实证明，在波兰只有举行洗礼的孩子才能得到一张出生证，于是我们只好把雅尼娜带到教堂去。于尔根曾于1936年7月来探望我，在我的请求下，他做了孩子的监护人，奥罗是另一个监护人。当我们走出教堂的时候，大家全都笑了起来，教堂执事居然把于尔根的职业登录成“统计员”，而不是“统计学家”。

　　我带着雅尼娜离开医院回家的那天，还发生了一件令人高兴的事情。瓦尔特从上海来拜访我们。他回欧洲来度假，在我们这里住了几天。我没有询问他工作中的细节，他也没有询问我，但是，我们谈了上海和波兰的政治形势，他讲述了我们那些熟人的情况。这是一次愉快的聚会。从那以后，我再未见过他。

　　按照中央的指示，我所建立的第二联络点，是在但泽①工作的同志们的一个小组，那是在雅尼娜出生之前。我曾多次到他们那里去，1936年冬天我授命迁往但泽去几个月，以便更有效地支援这个小组。在这之前我曾经在他们和中央之间转达过消息。

　　①现名“格但斯克”。——译注

　　1936年底，但泽按照官方说法，仍是一个“自由市”。

　　实际上是另外一码事。这里的纳粹分子在一个很小范围内重复着他们在德国所做的那些事情。但泽的“一体化”作为“并人帝国”的前奏，属于希特勒的战争准备，它在德波走廊里对于苏联来说是特别危险的。这种一体化的方法是残酷的。

　　市长是一个叫格莱塞尔的纳粹分子，他是受纳粹市党部头目弗斯特领导的。国民议会的某些代表，如德意志民族党人、中央党人，要么服服帖帖，要么被打垮，要么被囚禁起来。德国共产党早在1934年就被禁止，数百名党员被投入监狱；德国社会民主党是1936年被禁止的，中央党是1937年被解散的。带有纳粹标志的旗帜出现在官方的建筑物上，希特勒肖像悬挂在办公室里，对波兰人实行恐怖统治，犹太人遭到恐吓、迫害、逮捕，直到“自愿”离开但泽。当我在奥利瓦区一个美丽的公园里坐到一张椅子上之前，或者走进一家商店之前，我必须看看有没有禁止我这样做的牌子。朗福尔一家咖啡馆把事情做得特别彻底：“犹太人、波兰人和狗不受欢迎。”

　　波兰政府按照宪法是有权参与但泽的事务的，却很少去保护那里的波兰少数民族，许多波兰邮局职员、铁路员工、教师和工人只得自己起来为自己在但泽的权利而斗争，并抵制纳粹的迫害。

　　当人们就纳粹肆意违背但泽宪法向国际联盟提出抗议时，后者却解释说“不宜介入但泽内部事务”。于是希特勒可以肆无忌惮了。冲锋队、党卫队、警察和从前的军人联合会都在有计划地准备下一次战争。德国和波兰共产党人开展地下工作，进行积极的抵抗。他们当中活下来的人是不多的。

　　1949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时，在但泽的德国共产党人存活下来的，大约只有65人；他们主要是居住在我国海滨的一些古老城市里，在罗斯托克、格莱弗斯瓦尔德、施特拉尔松和格雷威斯米伦。

　　自然，我只与我们那个只有大约六位同志的小组保持联系，他们都是定居在但泽的工人。他们搜集情报和准备反对纳粹的实际斗争。但泽造船厂制造潜水艇，从但泽出发把军火运往西班牙。那些重工业工厂全都为法西斯主义进行生产。任何干扰因素都是重要的。当时工作刚刚开展起来。我只知道对一栋小楼进行了成功的尝试，这栋小楼被烧毁了。

　　小组的领导人来自共产主义青年团。他有一副柔嫩的面孔，一双棕色的眼睛和一头棕色的头发。他得过相当长时间的肺病，现在和他的妻子、女儿住在一个花园住宅区的一栋朴素的小房子里。他刚刚30出头。除了他之外，我还遇见一对夫妇，也是来自德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我之所以还记得他，是因为他或许主要是他的妻子感到无法再适应但泽越来越危险的处境。他妻子坚持认为他应该放弃地下斗争。他无法解决婚姻中的这种矛盾，他请求离婚。我没有见过其他的小组成员。①

　　①保尔·伊维尔托夫斯基同志原是但泽一家造船厂吊车司机，他是我曾经工作过的但泽地下工作小组成员。小组扩大以后成员都受过特殊训练，准备在纳粹人侵时破坏某些特定的交通枢纽。1939年，战争开始前不久，由于叛徒告密，小组成员全遭逮捕。保尔·伊维尔托夫斯基于1945年在毛特豪森集中营被解放出来。四位同志，其中包括我提到的小组领导人被绞死。他叫卡尔·霍夫曼。现在他的名字被镌刻在为红军牺牲者光荣榜上，所以我要提到他的名字。

　　我的任务是在但泽给小组出主意和发电报。

　　罗尔夫于一月份先去但泽租了一个住处，名义上是为全家；为了架设电台，必须是一栋独立的房子，但他想留在华沙他那家建筑师公司里，免得丢掉他的公开身份。

　　＊＊＊

　　1937年春天我从但泽给于尔根写了一封信：

　　我们找到一栋可爱的小房子。这小房子盖得很舒服，讨人喜欢，周围是个巨大的花园，距但泽只有万分钟的汽车路程。从现在开始，我的通讯地址是：但泽欧利瓦区，洪堡大街7号。

　　＊＊＊

　　奇怪的是，我的手头恰恰保留着这个地址，而一周以后已经不再是这个地址。在试用发报机和接收机时我发现，一种巨大的嗡嗡声掩盖了发报和收听。附近有一座发电厂。搬进来之前我应该注意到这一点才是。当时找房子是很困难的。第二次我们未找到房子，至少在指定的时间内没找到，后来我迁入同一个欧利瓦城区的一栋新建的住宅。

　　与在但泽遇到的其他困难相比，这算不了什么，但是每个经历迁居的人都可以想象，带着全部家当，九个月的雅尼娜和六岁的米沙，从华沙迁往但泽意味着什么，又要找房子，又要布置屋子。而恰恰在做完了这一切之后，再去找新的住宅，把全部家当包装起来，再一次迁居。这对于房东来说也不是一件愉快事情。我们又绝不愿意把事情弄得特别引人注目，令我们高兴的是，他与我们签订了一份正式住房合同，可在一周之后我们又突然废除了合同。我们应该提出什么理由呢？我们仍然住在城里，却为此而失掉了已经支付了数周的房租。我们决定由罗尔夫把一切责任都推在他那任性的妻子身上，说她突然觉得一栋房子花费的劳动太多，宁愿住进单元式住宅。这以后罗尔夫回到华沙，我和奥罗、孩子们把新的住宅布置起来，把我随身携带的“留声机”、发报机组装起来。一每周发两次电报。

　　我们的住宅里充满阳光，大房间里有宽敞的双层窗户，可以养花。我们没有养花，而是把雅尼娜的儿童车放在里面。她在那里睡觉和长时间的玩耍。米沙开始在但泽过他的六岁生日，为了庆贺这一天，我们去了剧院，对于他来说，这是第一次。霍莱太太也一同去。

　　我尽量了解一些这栋房子里邻居们的情况。我的楼上住着一个纳粹干部。他妻子感到无聊时，喜欢与我说些家长里短的话，房子里住着什么人，发生了什么事。

　　有一天夜里我破译了一个刚刚收到的通知，我以为是发错了接收人。这样一种弄错的情况不可能出现吗？但这条消息的开头恰恰是：“亲爱的索尼娅”，据我的记忆，它的内容是：“国防人民委员会决定，授予您红旗勋章。我们衷心祝贺您，愿您在工作中取得更多成就。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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