谍海忆旧(33)_鲁特·维尔纳

三三

　　我的父母在伦敦码头迎接我们，我已经五年的时间未见过父亲和妹妹们，现在我终于又见到了他们大家，在我们之间立即又恢复了旧日那种真挚的关系。最年轻的莱纳特只有12岁，便称自己为共产党员。与我们不同的温柔的萨碧内已经17岁了，她是惟一继承了母亲的美貌的人，在这方面我是最吃亏的一个。23岁的“哭百精”聪明，好虚荣，有责任感。布莉吉特比我小3岁，已经在瑞士获得了历史学博士，对待当前的职业始终是那么勤奋和热情。于尔根和他的妻子、孩子也生活在伦敦。

　　对于我来说，现在这里就是“家乡”。与施拉赫滕湖畔的别墅相比，伦敦NW3号要寒酸得多，那里有许多房间和一个延伸到湖畔的巨大花园，父母亲在这里仅住着三个破旧的房间。当然，大家都想念我们在那里成长起来的房子，想念我们熟悉的那个环境，但是不论父母亲还是妹妹们都并不过高估价物质财富。即使这处住宅也由于父亲的学术工作而获得了它应有的气氛；他的写字台上摆满上千页洁白的纸张，上面写满他那密密麻麻的均匀的手迹。

　　在摆放父亲书架的地方，墙上悬挂着母亲那些颇有艺术造诣的油画。每个星期天这个由女婿和孙辈们扩大了的家庭都聚集在一起，有时12口人聚在一起吃午餐。母亲做起饭来，像她做画一样，厨房里那种特有的杂乱无章，可以与施拉赫滕湖畔她那间画室相媲美。

　　第一次参加这样一次星期天聚餐会，对于妹妹们未来的丈夫们来说，大概不会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女婿作为外国人偶然闯进一个家族部落，现在突然陷入这个部落的重重包围之中。机智的语言和思想火花从四面八方向他袭来。他自己或许也梦想着做出某种类似的姿态，以便赢得大家的赞赏。但是他怎么可能以这样快的速度做出反应呢？当他尚勉强地对前边说的俏皮话做出某种笑脸的时候，别人已经又在细心倾听父亲那智慧的语言，准备开展一场生动活泼的讨论了。这6个孩子对待他们母亲的那种失礼的言行，一定同样令他感到震惊，直至他发现，原来这是一种充满了爱的失敬言行，其中同时包含着尊重。母亲是惟一一个试图为女婿创造一种正常谈话气氛的人。我们大家都认为，只有当这位未来的女婿投入家庭的水里时，才能以最快的速度学会游泳。不久他就成了这个家庭中的一员，姊妹们待所有的女婿们都很友好，一直是如此。我们只是疏远了“哭百精”和她的丈夫。二人执意要在资产阶级社会中扮演某种角色的虚荣心，使他们的进步思想失掉了光辉，毒化了我们之间的关系。我们其余的人都保持了十分亲密的关系。

　　奥罗（奥尔迦·穆特）始终是家庭中的一员。奥罗不是别名，我从三岁起就这样称呼她。她是在布莉吉特出生以后来我们家当保姆的，很快便成了我们大家不可缺少的人。母亲与父亲的婚姻是美满的，她是一个快乐而漂亮的女人，兴趣广泛，知识渊博。如果孩子们身上发生了某种严重事情，母亲会满怀爱心和牺牲精神地照料他们，孩子堆儿里有着足够的日常小麻烦，但是生活中一切实际的小事情全都由奥罗负责处理。除了洗洗唰唰，侍候最小的孩子穿衣吃饭之外，还要关照较大的孩子们按时上学，生病时照料我们，替我们绑扎碰破的膝盖，调解纠纷，用她那甜美的声音唱儿歌，为我们缝缝补补，编织钧结。她的父母早就过世了。她的父亲曾经在皇家海军里当过水兵，她是在普雷池军队孤儿院里长大的。奥罗一生未婚，我们6个人成了她生活的主要内容。她很想独自扶养我们。有时她跟母亲发生口角，然后她会收拾自己的东西走人。于是我们的生活中失掉了条理和奥罗的巧手，直到有一天她又重新出现在我们中间。“没有孩子们我无法生活。”

　　当希特勒法西斯主义攫取了政权，并来施拉赫滕湖多次搜家时，她勇敢地护卫了这个家。父母流亡时，奥罗离不开他们，她也跟着走了。于是我在英国又见到了她。尽管她没有任何基本理论知识，在政治上却赞成我们的观点。

　　当我告诉家人我又怀了第二个孩子时，大家高兴极了。直截了当地说谎是没有必要的，因为大家都认为孩子的父亲是罗尔夫。我只把真实情况告诉了于尔根。他觉得这是不可思议的，但是他支持我。

　　孩子们当中只有最小的莱纳特住在家里。奥罗打心眼儿里喜欢莱纳特，但是她觉得她在家里的事情都由我们的母亲做了，所以她请求我把她带到波兰去，她非常喜欢我的孩子。罗尔夫和我很愿意接受她的建议。

　　＊＊＊

　　我们到达华沙的那一年，皮沃苏德斯基死了。他于1926年在波兰建立了一种非常反动的专政。他死后没有多少变化。政府依旧是反苏的，共产党被禁止或者是半公开的，皮沃苏德斯基与希特勒签订了一个针对苏联的协定。这个国家充斥着沙文主义，并与排犹主义紧密联系在一起。经济状况很糟糕。

　　当我研究这个国家日益向我们逼近的危险时，绝对不是对事态的夸大，我们理所当然地要尽可能迅速地弄清和面对这些危险。

　　倘若我们充当情报员的活动被发现，我们会遭到比判处重刑更糟糕的下场，我们会被引渡回希特勒德国。就在我们到达波兰的同一年，盖世太保从巴西政府手里引渡了奥尔迦·贝纳里奥一普雷斯特斯。1933年以后，屡次在施拉赫滕湖搜家时，他一再问起我的下落，而且总是以威胁的口吻说：“我们会捉到她。”

　　在赴波兰的路上，中央交给我们的任务范围并不广泛，让我们有充分时间在这个陌生的国家站住脚跟，获得居留的许可，找到能掩护我们的工作，组装起电台并与苏联建立起联系。

　　最后一件事情对于我们来说最为简单。

　　在那个时代获得居留许可与找到工作是非常复杂的，因为流亡者从纳粹帝国逃往世界各国，波兰则实际上封锁了它的国界。

　　我们开始尽量从罗尔夫的职业出发寻找生活过得好的熟人。最初找到的是生活富裕，思想进步的西尔库斯夫妇。他们友好地支持我们，却没有预料到这种帮助对于我们是何等重要。我特别想到西尔库斯太太，她是个聪明而古怪的女人。

　　数年前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听到了他们的名字，二人在1945年以后重建华沙城的工作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西尔库斯夫妇给罗尔夫介绍了一位职业上的合作伙伴，帮助我们在这个国家留下来。人们没有把我们推出去，而是每一次仅给我们10天的签证。我们决定不为此而伤脑筋，而是开始过正常的生活，这就是说，找一个自己的住宅，把电台架设起来。

虚阁网(Xuge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