谍海忆旧(31)_鲁特·维尔纳

三一

　　我们的火车在鸣笛，司机走来生气地说，他要开车，火车已经晚点了。米沙站在车窗前嚎哭。这时站台对面的火车鸣笛了，我向对面望去，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尼可，那是我在莫斯科的希腊同学，他靠在一节车厢上，充满忧虑地看着这里发生的一切。我登上我的火车，没有携带收音机，向北京驶去。

　　我们选择了所有外国人下榻的饭店。我尚未来得及欣赏这座城市的美，第一件事便是去找海关。原来只有中国人带收音机才需要许可证。我得到一张相应的证件，盖着图章，别人建议我通过邮局把它寄到边境去，一周之内我便会收到我的收音机。

　　把收音机和一些附件留在边境上，即使存放一个小时，我能负得起这份责任吗？况且恩斯特立即会在我和他之间确定一个发报的时间。我接过这张纸条，沿着这几百公里路程又返回到边境。这次还得带着我的米沙，否则我把他放在哪里呢？这次返回去我特别不甘心，在边境上可能发生复杂的事情。我把纸条递给一个海关官员，他的上司为这件错误出面向我道歉。任何人都未发现收音机里有发报机零件。

　　中央发往北京的第一封电报是5月份到达的，里面包含一个焦虑的疑问，我在边境遇到了什么麻烦。于是我断定，看见尼可不是幻觉，他也安然到达了那个陌生的预定地点。

　　这次去边境之前，我的牙痛起来，现在痛得难以忍受。在饭店有人推荐给我一个好的日本牙医。我带米沙找到他。一颗牙齿必须拔除。牙根长歪了，必须把颌骨切开。米沙兴致勃勃地看着，我一声没吭，却出了一身大汗，牙医也是一样。

　　麻醉过去以后，被损坏的颌骨疼痛起来。由于旅行和拔牙，前一夜我未能入睡，次日夜里我把与恩斯特进行无线联系的日期定下来。

　　今天我要问：为什么我们必须知道从来都不会利用的奉天与北京的联系是否接通？在一家住满客人的饭店里，22点30分左右在一间屋子里发电报，这是轻率的。由于害怕，我不敢躺下睡觉。为了照顾米沙，我不想上闹钟。面孔的整个右侧在扑扑地跳动，我的头痛得不行。若是由于一夜未眠和疼痛而不发电报，这个想法对于恩斯特来说，简直是不可思议的。

　　时间终于到了，我把发报机组装起来，最后一道手续是把插头插到墙上的电线插座里，啪的一声响，整个饭店陷于一片黑暗。我以最快的速度摸索着在黑暗中把一切零件隐藏起来。幸好未被发现短路是在我的房间里造成的。人们换上了保险丝，我再也没有勇气冒第二次短路的风险。

　　饭店里要么有直流电，要么有一条高压线路，不管怎么说，我必须立即寻找一个新的住处，尽管我预约了一周的时间，可恩斯特将在今后的两天夜里等待我的电台呼号，我必须与他接上联系。我们重又收拾起我们的物品。多么不必要的风险！但是，我觉得没有必要让恩斯特去做别的选择，而是由我自己来做出选择。

　　我们搬进一家一个德国寡妇领导的公寓。我在我那墙很溥的房间里，发了两个晚上的电报，均未能与恩斯特取得联系。后来他来到北京，还怀疑我是否真的发过电报。他当然知道，我会遵照他的安排行事，我并不胆小，尤其是从来未欺骗过他。他的指责令我颇为伤心，尽管我知道他对我的指责并不是认真的而是因为没成功而感到沮丧。

　　我找到一个合适的住处。威廉兄弟中的一人是汉学家，他是他父亲职业的继承人，在北京居住着一处中国式住宅，他答应在他去欧洲度假的几个月里，把他的住宅租给我。在解决了这个问题之后，我便去上海做客。我在那里又见到了瓦尔特，是否见过格里沙和伊萨，我不记得了；反正是有人告诉我，说有一位我认识的女同志要见我。那是凯泰，我在莫斯科的同窗密友，她在上海是一位男同志的同事和妻子。她怀孕了，身体不太好。从地下工作的角度，我们的会面是不对的，但是我们很高兴，我给她提供了一些有用的建议，如何工作和如何带孩子

　　五月份我迁入威廉在北京的住宅。这里有四个房间，按照中国建筑方式，每个房间都有侧房，它们组成一个方形内院。窗户分成若干木格，上面糊着羊皮纸似的纸张，既看不进来，也看不出去。

　　＊＊＊

　　致父母亲的信：

　　1935年6月

　　北京漂亮极了。我可以在这里活一辈子。这座城市一种闻所未闻的美，我还从未见过这么美丽的城市。一大路穿过许多门或者进入紫禁城，即使第十次进去，也一次伟大的经历。我在意大利见过的东西，在德国或者美国，或者在别的国家见过的东西，都无法与这里媲美。美得无与伦比……

　　中午饭为了讨米沙喜欢，我们吃中餐。

　　昨天，我们花两个美元买了140枝盛开的花束，有紫菀、金鱼草、桂竹香。它们立即被栽到土里，现在我们名副其实地生活在一个小小的鲜花盛开的庭院里。米沙有自己单独的小花圃，他会精心地照管它。最近我带他去了一趟颐和园，这是一处临水傍山的绝妙风光。我们划了一个小时的船。我把米沙从船上投入水里（当然是带着救生圈）。让他在一片空旷的地方游泳，周围是盛开的荷花。

　　＊＊＊

　　恩斯特来到了北京。关于我们在北京工作的细节，我几乎想不起来了。我只记得，在相当长的时间距离内我才与中央联系一次，我收到过电报，也发过电报。也许我们当时根本就没有工作可干。只有在游击队小组暂时停止活动时，我们才有这样的安静日子。我知道，我们与游击队员中断联系是不可避免的，恩斯特的情况大体上也是如此。任何逻辑都是不管用的。我感觉到我们脱离了游击队员们，尽管我常说，从实际情况来看，中央的决定是必要的。后来我学会了，一旦遇到这种情况，便严格地中断联系，在几周或者几个月的平静之后，再接上联系。冯的被杀害长时间里在我的生活中投下一道阴影。

　　北京相对平静的气氛对于我们是有益的。恩斯特感到松快多了，不再那么容易激动。我很高兴让他看看这座城市的名胜古迹。8月份我们甚至花了10天时间去渤海之滨的北戴河度假。我们想享受一下对于我来说没有危险的这些少有的日子的每一小时的时光。遗憾的是我却做不到这一点。我感到不舒服，既不想游泳，也不想出去漫游。不久，我发现自己已经怀孕了。在我告诉恩斯特或者别人之前，我想自己做出决定。在中国中止妊娠是个很简单的事情，从各方面的情况来看，都应该中止。尤其是我们的活动。但是米沙现在四岁了，我很想要第二个孩子。对于我的工作来说，任何时候怀孕都是不合适的。一旦与恩斯特分手，也许我再也不会与什么人生活在一起并按照我的愿望生个孩子。现在既然怀孕了，我就要留下这个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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