谍海忆旧(30)_鲁特·维尔纳

三〇

　　罗尔夫把米沙送回奉天，他还第二次来探望过我们，两次都给我们带来急需的发报机零件，我记得，有一次还带来了化学药品。

　　罗尔夫的父母和我母亲，都不同意我这样生活，我给母亲的信中写道：

　　你根本用不着替我担忧，这是绝对没有必要的。我过的完全是我所希望的生活，并且活得非常满意。我承认，如果我只是在罗尔夫身旁做他的妻子，我会过一种受到精心呵护的、无忧无虑的生活，但只能在理论上，而实际上我不会感到幸福的……

　　你们的失败的，但却心满意足的女儿。

　　＊＊＊

　　我敢肯定，我的父母至少自从我在苏联长时间逗留以后，便猜测到我与罗尔夫分手可能是由我生活中的政治背景造成的。

　　在我长时间使用发报机之后，电子管坏了。恩斯特很生气。也许是我的过错。我必须去大约七百公里以外的天津，设法在那里买到新的管子。我带上米沙和他的玩具熊。为了应付边境检查，我事先把管子缝进玩具熊里，熊里面原来充填的是木棉。在奉天我没找到与熊的颜色一致的棉花，现在想办法在天津买到。我拿着一块旧皮子当颜色样品，走进一家小商品商店。

　　我前边有一个又胖又圆的女人在挑选花边桌布，她从容不迫地挑选着。那时我就忍受不了在商店里参观。当米沙开始不耐烦时，这位女士转过身来，这是路易丝，保尔的妻子！我们二人由于激动和高兴而一言未发。

　　保尔现在生活和工作在天津。路易丝请我到她家去。我高兴地跟她去，这天晚上过得十分开心。他们还有另外一个客人，保尔的报务员，即当过海员的路茨，他是我在莫斯科的同学。我们共同度过的那几个钟头（到我们回饭店之前，米沙一直睡在路易丝的床上）让我回味了一个多月，回到奉天以后，我觉得在天津的那几天，简直像在天堂里一样。

　　奉天的气氛几乎是无法描述的。最令人讨厌的是占领军那种小题大做的、愚蠢的，但是由于他们的规范而变得危险的秘密侦察。那些为日本人服务的中国人，会因此而受到他们的同胞的蔑视。他们要么搜查外国人的住宅，要么把人传唤到警察大楼里去。我还记得在警察局的一次“谈话”，一个日本军官跟我讲英语，顺便用俄语说：“您请坐！”由于我在这种谈话里头脑特别清醒，我反问了一句：“您说什么？”

　　我相信，任何占领军最初都特别神经过敏，日本人神经紧张的程度也不会减轻。当然，有许多事情会令他们心神不宁。这个我们知道得最清楚！

　　经常利用发报机，购买化学药品，把它们存放在家里，把它运送出去，和游击队员的接头，对外国人的监视，尤其是对共产党人的歇斯底里的恐怖，这些都是经常的危险源。在奉天行贿，像在诺伦斯——吕格事件中所做过的那样，也有不顶用的时候。日本人不入这个圈套。不过我已经习惯了这种危险，像习惯了这个国家的气候一样。客观地估计我们的处境，恩斯特像我一样同样会遇到这个问题，它并未使我们成为特殊的人。我可以因为买了一件新衣服而感到高兴，为丢失一双手套而沮丧。我喜欢跟“领带”去跳舞，他领舞的本事非常出色，可恩斯特会为此而嫉妒。而当他与那个住在他那栋房子里的非常漂亮的白俄女人调情时，我也感到痛苦。我们就是这样过着“平常”的生活。当然，在这段时间里我也为我的一生学会了不过高估价日常生活中的不快，并迅速克服它们的本领。

　　我们多次遇到过危险。我们为那个惟一的工人阶级取得了胜利的国家而工作，我们反对日本法西斯主义，我们痛恨资本主义、压迫和战争，不只是理论上。我们每天都亲眼看见它们的恶果，我们热爱中国人民，热爱他们的苦力、农民、儿童、母亲，他们是资本主义制度下受苦受难的人们。

　　我们在奉天几乎工作了一年，1935年4月我去与冯接头。这是我第一次必须等待他。5分钟，10分钟，20分钟。我告诉自己，他坐的车可能晚点了，他可能生病了，或者关于我们约会的时间出了误会。我绕道去找恩斯特，我从未在接头之后直接去他的住处。

　　两天后冯也未来。

　　第三天我未带纸条去，我们把我的电台在房子外面藏起来。我相信还能见到冯，他向我走来，我心情放松得直想哭出声来。可这不是冯。

　　我发现这是一个日本人，上一次他就在接头地点来回游荡。他也像我一样等待了15分钟。我心里想，现在可是死到临头了。

　　那日本人并未跟踪我。

　　我一直在设法压抑对冯的担心，6天的期限过去了，假如他真的生病，有可能持续6天的时间。

　　我把电台取回来，向中央汇报他的失踪。不久我们便听说他被逮捕了，人们从他家里发现了炸药。我们知道被捕意味着他的死亡，事先要上刑，只有他供出自己的同志，才能停止刑罚。冯并未出卖任何人，假如他这样做了，某些同志，其中包括我，也就不会活着了。

　　中央指示我们，中断与游击队员的一切联系，离开奉天、迁往北京，在那里重建我们的电台。我想起了冯的妻子和他的孩子，我们却眼睁睁地无法向她们提供一点援助。我对这种严酷性感到害怕，对那些寄希望于我们的同志弃之不顾，我觉得这是无法让人忍受的。他们的领导人若是来接头，而我却不在了。我们向中央发报请求留下来，中央坚持自己的意见。后来我们才知道，他们又向奉天派来新的同志，以代替我们。晚上我吃了安眠药，仍然几个小时不能人睡。我并未急急忙忙地离开，而是公开地，像普通老百姓那样离开奉天的。封先生执意要举办一个大型告别宴会，我无法表示拒绝。

　　恩斯特把单个的零件，两只电子管和一台整流器，装进一个普通的收音机里，把发报机装进一台没有发动机的留声机里。我带着我的全部财产，以便让收音机和留声机显得更自然一些。

　　在满洲边境一切进行得都颇为顺利，于是来到中国边境车站。在这里箱子也毫无挑剔地被检查了一遍。突然海关官员说：“收音机您不能带走，需要政府的一个许可证。”

　　我的异议毫无用处。我要求找海关领导人谈话。一个海关官员和一个警察把我带到站台上。我那听话的米沙留在车上看护箱子和收音机，等待我回来。另外一个官员走过来，我竭力说服他。像在中国任何地方一样，凡是发生什么事情的地方，都会聚集许多人。

　　在站台的另一侧驶进来一列火车，下车的人们扩大了围观的人群。这位官员建议我留下我的地址，一旦许可证到达，会无偿地把收音机运往北京。我不想留下我的姓名和地址，因为收音机里装着与接收器无关的零件。争执越来越激烈。我借德国领事馆，借我的美国公司来威胁他，还说要到中国政府去抗议他虐待外国人。人群聚集得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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