谍海忆旧(17)_鲁特·维尔纳

一七

　　圣灵降临节时，我和瓦尔特、埃里希·兰道尔进行了一次较长时间的郊游。罗尔夫一旦有机会跟我一同离开上海，或者即使他不能跟随前往，也总是高兴的，在这种事情上，罗尔夫是大方的，心地善良的。

　　埃里希·兰道尔是一个化学家，古斯塔夫·兰道尔①的侄子，他也来到上海，关于他，我在给家里的信中写道：

　　①慕尼黑议会共和国领导人之一，1919年被暗杀。

　　他是那种在这里不讨人喜欢的人；活跃、聪明、机智，科学家。

　　他是进步的，我曾经想争取他为我们工作，但是他娶了一个小资产阶级的中国女人，深深受了她的影响，所以我并未设法去做他的工作。

　　1932年5月19日

　　这次旅行十分迷人。星期六中午出发，乘6个小时火车到达南星桥，这是杭州后边的一个小站，在那里我们走进整洁的中国饭店……

　　第二天清晨是我的生日，第一件事情就是饭店招待员给我端来一堆电报，我一下子就认出这是瓦尔特伪造的。然后乘渡船去河对岸，火车从那里直通兰溪，10个小时的旅程，沿途是异常美丽的风景。这里的窄轨小火车是我们的好朋友伯恩施坦（奥伦施坦＆可佩尔）给中国人修建的，这是他的骄傲和乐趣。我们大部分时间是坐在车箱外面的平台上，摇晃着双腿，我们不想在附近走来走去，免得给火车“丢面子”。火车道两侧是种水稻的梯田，田地里有圆锥形的坟堆或者极为美丽的古树，它们都是为了纪念祖先而栽植的。这些树木也有经济价值。冬大麦已经收割完毕，由于田地里灌满了水，没有地方晾晒，于是它们被捆起来，一排一排地挂在树上，看起来这些树仿佛穿上了黄色衣裳。稻田后面便是绿色的群山……

　　兰溪位于钱塘江畔……我们到达的当天晚上便去拜访了兰溪市长，伯恩施坦让我们给他带去一封介绍信。第二天我们要乘船溯江而上，市长不容分说，非让我们带上他的两名警察保护我们。的确，当我们已经躺在床上时，兰溪警察局长带着两名助手出现了，费了好多唇舌才把他们打发走。第二天早晨我们租了一条帆船，江上的航行从风景的角度来说，是我到中国以来最美的一次经历，除此之外，我们玩得十分尽兴。船上有三名舵手，他们划着船，飞速地逆流而上。船上有一个半圆形的竹篷，共分三个部分，可以随意伸长或者缩短。中午我们停下来游泳，又有机会钻进水里，我感到十分幸福。

　　下午我们躺在一片野地上，然后去攀登一座十分诱人的山头。南方这一带是富饶的。不久我们便迷失了道路，这就是说，这里根本无路，我们像打仗一样穿过荆棘、芦苇和碎石。两个小时以后，我们只好停下来。在一个距山头尚远的地方，我们欣赏江面上的美丽风光和周围的山峦。埃里希对动物、石头和植物感兴趣，他非常欣赏那些身上有着红黄条纹的蜈蚣（我可不喜欢）、蝴蝶和热带植物。我们意识到自己是第一次登上这座山的欧洲人，于是便带着满身的划伤和污垢走下山来。这是一次消耗体力的活动，我喜欢做这样的运动。舵手们给我们做好晚饭。我们决定立即去睡觉，这就是说，把我们的被子铺在竹篷下，这里没有别的，只有光亮的地板……月亮出来了，舵手们信口唱着歌曲，山峦越来越高，我们还是决定马上去睡觉，这里太美了……

　　在同一封信里还有这样一句话：“这个星期天像上个星期天一样，基希①和艾格尼斯都在这里。”

　　①用德语写作的捷克报告文学作家，着有《中国的秘密》。——译注

　　我在此前的一封信里曾经提到，埃茨·埃尔文·基希来吃晚饭，滞留到夜里两点。在同一封信里也提到，我一开始跟他发生了争论，我说他太轻率。我们之间有三个星期未通电话，后来我们又和解了，我在给家里的信中说，他是一个既有趣又活泼的人。

　　1932年5月4日

　　现在我们关系很好，他来电话说：“喂，孩子，这里是你基希大叔，我想星期天到你那里去。”

　　最后一次基希疲倦了，他挽起衣袖，解下领带便躺在躺椅上睡着了。我们给他拍了一张照片，希望能成功。后来他收到一张写有“愤怒的记者”的照片。明天他要出发了。①

　　①去北京。

　　基希读到一篇副刊文章，他非常激动，这篇文章的题目是《在日本手里》，①但是他不知道这是出自谁的手笔。

　　①1932年4月24日发表在《红旗》上的一篇报道，是我用笔名写的。

　　……上海天空的另外一颗明星是罗茜·格莱伯格—乌尔施坦，我在伯恩施坦家举行的便餐会上“欣赏”到了她。她曾经愤怒地告诉我们，基希称她为“一枝资本主义泥塘的花朵”……

　　＊＊＊

　　我非常尊重基希那些书籍，我之所以持有异议，是因为我知道他仅停留三个月，便想写一本关于中国的书。艾格尼斯和我不喜欢他那种在我们看来肤浅的写作态度。有谁会想象在这样短的时间里便可以详细了解这个国家呢？我们丝毫不了解基希那卓越的写作方法。他做了充分的准备，有能力迅速把握本质的东西，从来不做经不住考验的事情。

　　＊＊＊

　　1932年夏天，艾格尼斯和我准备去牯岭度过最炎热的时间，牯岭坐落在江西省海拔1200米高的地方。艾格尼斯事先去那里为我们租了一栋小别墅。本来宋庆龄也想一同去。我认识她已经很长时间，她是已故中国总统孙逸仙的夫人。他死后她在政治上进一步接近左翼。当时她已经认识到与苏联合作的意义。我经常与艾格尼斯一道去她那里，我也单独拜访过她。她是一个娇嫩而又妩媚的女人，她的生活并不轻松，她的一个妹妹嫁给了蒋介石，另一个嫁给了蒋介石的财政部长。由于政治观点的缘故，她在她们那影响很大的家庭里是失宠的。有一次她送了我一件绸制的衣裳，我穿了许多年。后来她到底未去牯岭，里夏德不赞成我在公开场合与她在一起。

　　我在一封给父母亲的信里，描述了去牯岭的旅行、到达和逗留的情况：

　　1932年7月

　　前天顺利到达牯岭，受到艾格尼斯非常热情的欢迎。沿扬子江逆流而上（五天），风景是美丽的，但却有点令人伤心。在停泊的地方有些乞丐坐在大木桶里划过来，他们都是去年洪水时的难民，今年扬子江又涨水。可以看见房屋的一半泡在水里，许多农田都被水淹没。离开船以后的旅行是相当困难的。在倾盆大雨之中，坐在一辆敞篷人力车上，道路是泥泞的，坑洼不平的。然后乘坐一辆轰隆轰隆直响的汽车，花了一个钟头的时间，才到达山脚下。从那里又乘坐摇摇晃晃的滑竿要在陡峻的道路上攀登三个小时。买了票付了钱。五分钟之后，苦力们放下滑竿，说客人太重，要求追加一份小费。我只好照办，否则天黑之前是无法到达牯岭的。走到陡峭的地方，他们突然又说，我得步行，尽管路旁的木牌上写着，他们有义务全程抬着。于是我只好怀里抱着米沙，爬行了一段陡峭的石路。苦力们幸灾乐祸地跟在后面。

　　正是这类事情，令许多人对中国人不满。人们常常十分生气，但是人们对那些报酬微薄，过分劳累的苦力们能要求什么呢？

虚阁网(Xuge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