谍海忆旧(16)_鲁特·维尔纳

一六

　　1932年2月8日

　　我已经习惯了枪声，几乎不再去听它。我们失踪了两位中国朋友。昨天在寻找他们时，我看见117名日本人的俘虏被移交给英国人，他们是惟一一批从日本人监狱里活着出来的人，这就是说，英国人发现并拯救了他们。他们的状况简直是无法描述的。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都是在大街上或者在房子里被抓来的，都是普通老百姓，有工人、苦力和大学生。白天在监狱里从来不松开他们那反绑在背后的双手，他们都有被殴打或者刺刀扎的伤痕。其中一人有四天四夜被强制不许睡觉。结束战争！当然，也并非只有日本人特别残忍，中国人也是同样对待他们的共产党人的。而战争①，算了吧，不写了。

　　①指1914—1918年的战争。

　　参观警察局和难民营的许可证，是罗尔夫从上海市政局弄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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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2年2月13日

　　昨天是米沙的生日，阿妈和厨师合伙给他买了衣服和小鞋，衬衣和小裤子是鲜橘黄色的绸子制作的，佩有玫瑰色领带，他穿在身上显得非常滑稽。我真希望客人来之前他把衣服全都尿湿，好换上他那些蓝色的东西，但是也许是怕他弄湿，阿妈每一刻钟便给这可怜的孩子把一次尿。

　　米沙现在已经71公分高，头和脚顶着了婴儿床，我还没给他买床，因为难民们现在还占一间屋子，我暗地里为这种推延感到高兴，我和米沙睡在一间屋里。

　　夜里枪声密集，简直无法入睡……

　　1932年2月20日

　　日前战斗仍在进行，中国人的十九路军令人惊讶地具有抵抗力和勇敢，他们几乎没有得到政府的支持，假如政府愿意，早就可以打败日本人。令人遗憾的是，政府不愿意这样做，特别是蒋介石不愿意。结果是中国群众第一次团结起来，团结起来反对蒋介石，最普通的中国人都明白了他是个什么样的人。最近我和这里的德国新闻记者谈过话，他们是给乌尔施坦写报道的波斯哈德，给慕尼黑、汉堡和科隆报纸写报道的弗格尔博士，我的印象是他们报道得很详细，因为关于这里的战事我不想写得太多。的确这一切都还称之为停战。日本人的方法可以由下述事实来衡量：中国士兵死亡大约2000～4000人，中国老百姓死亡约10万人，从中国人居住的城区逃出来的难民超过60万人。中国人城区闸北的工厂自然全都停工了，再加上关闭的日本工厂，在上海每天有30万中国工人失业，他们得不到任何救助。这种群众性的贫困是可怕的。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对策呢？欧洲的志愿兵都从租界的边界上撤回来了，由正规部队代替他们，因为志愿兵要来保护租界内部，防备中国难民和工人可能发生骚乱和起义。我们的难民（住在我们家的中国难民）前几天都回家了，但是这七个人现在返回来了。日本士兵在到处游荡。杀人的方式和我从可靠的人们那里听来的事情，我不想给你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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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久便有机会去接触中国的十九路军。人们可以以慈善行动的名义去医院探视那些受伤的士兵。我是作为译员跟着去的。

　　我们的行动并无多么大的风险，困难的是我以怎样的方式提出我的问题，才不至于让那些实习护士和慈善团体的女士们怀疑我们与士兵的热心而迅速的接触。经过两次探视之后，里夏德认为我们最好不要再去病院。

　　我的问题涉及到士兵的情绪，他们的社会出身，当兵的原因，他们对红军的印象和对日本军队在上海的印象，是什么原因使他们战斗这样勇敢。我与七八个轻伤员谈得颇为详细。我能成功地进行如此坦率的谈话，令里夏德颇为吃惊，通常人们是很难接近军队的。在一个有着百分之九十六文盲和少数刊物的国家搜集情报，与在欧洲国家相比，有着非常不同的可能性。

　　在这段时间里，关于欧洲人的情绪，我给里夏德提供了一个十分准确的图像，因为入侵是主要的谈话题材。在我给里夏德的报告中，瓦尔特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令我高兴的是，在我与瓦尔特进行的数小时之久的讨论中，他的话常常是对的。在他身上由政治事件所导致的思想转变，给人的印象最为深刻。

　　瓦尔特是上海欧洲商人中的重要人物，他与中国商人和南京政府都有联系，他经常在中国内部旅行。我明白他可能对我们有什么意义。有一次我对里夏德说，我想设法为我们争取瓦尔特。自然，我无法预见瓦尔特的回答，但是我要冒的风险，无非是一个不字，从而让他知道我在从事政治活动。他会保持沉默，却不会轻视我，这一点我是有把握的。里夏德表示同意。

　　我在与瓦尔特谈话时，内心颇为紧张，并小心翼翼地言归正题。我只是跟他说，中国共产党需要援助，其他一切应该由里夏德来谈。

　　瓦尔特表示愿意合作，我约定了第一次会面的时间。后来里夏德告诉我，谈话进行得是很顺利的，而且很有趣。我相信，瓦尔特对里夏德是很有用的。我的印象是，里夏德的人格对瓦尔特颇有魅力，并吸引他参加工作。后来他离开了我们，却并未反对我们或者伤害任何一个人。他是几年前去世的。

　　中国的形势慢慢地平静下来，我于1932年4月11日给我哥哥的信中写道：

　　……这个月里，日本人没有什么动静，但是我们等待着重开战事，谁都不相信会实现最终的和平。下一次战事也许会发生在上海以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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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估计也没有错。日本向中国地区的战争入侵，在6年多的时间里，几乎未受到惩罚，直到1937年终于成功地创立了一个反日统一战线，它包括共产党人和蒋介石，蒋介石无法再忽视全体人民的这个要求。共同的抵抗使日本人的进攻不得不停止。

　　在上海，外国人的状况于1932年4月恢复了正常。而给中国人民当中的穷人留下的却是烧毁的房屋，上百万的失业工人和他们的死难者。

　　给父母亲的信：

　　……我们两个人承受着这种可怕环境的折磨。肮脏、贫穷和痛苦对于你们来说是完全无法想象的。面对这些我们无法令自己麻木不仁，最近我在大街上发现一个死去的婴儿，尿布还是湿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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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中国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最好的休息，总是那些驱车去中国内地的旅行。在那些不多的假日里，我们走的并不太远，但是“内地”距离上海并不遥远。

　　给父母亲的信：

　　……复活节妙极了，按照规矩是在具有宗教气氛的地方度过的，而且是在一个佛教寺院里。星期四下午从上海出发，乘汽船去明浦（请看中国地图），星期五到达那里时是早晨8点钟。明浦南边有一座“天子”庙。登上一只摩托小船，行驶两个小时，途中非常有趣，单是这只小船就很有趣。这是一只小托轮。摩托船是一等的，我们是躺在它的顶盖上度过这次航行的。二等的是数只连接在一起的划船，船上有半圆形的竹篷，五只船上坐满了活跃的中国人……一只船上坐着一个敲锣打鼓的歌手，他以长长的诗伴随这次航行。在他坐的地方，人们鸦雀无声地听着，并施舍许多铜板。

　　庙周围的环境十分漂亮。第一座庙后面是一个鲤鱼池，它的后面是两个金鱼池。寺庙巨大的石铺庭院里摊着大米，和尚用竹耙子在翻晒。我们睡的是中国床，吃的是中国饭，床很宽大，有一个顶盖和布帘子，床上铺的是稻草垫子。吃的是佛教的饭。和尚们总是问，为什么我说中国话，罗尔夫却不说。我作为女人却比男人知道的多，他们是无法理解的。但是罗尔夫突然引起了他们的尊敬和赞扬，因为他画了寺庙，还给两个和尚画了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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