谍海忆旧(4)_鲁特·维尔纳

四

　　1927年5月13日

　　亲爱的哥哥，谢谢你寄来的生日礼物，我希望按照你的想法来用它：按照你的想法，买一件游泳衣，因为你是个市侩，不赞成裸体游泳。星期六在体育馆参加“红色救援”集会。补充我的信纸，免得错用了乌尔施坦的，尤其是在上班时间！书籍、书籍、还是书籍……除了有事情的晚上之外，在政治方面我不感到负担沉重，但是总有事情可做。14天之前，《红旗》①上发表了我一篇关于乌尔施坦的评论，这张报纸在各入口处免费分发了1200份，产生了相当大影响。想不到后天就20岁了。

　　①德国共产党机关报。——译注

　　致于尔根：

　　1927年8月26日

　　现在告诉你一件最近发生的最令人高兴的事情。爸爸提到过从阿图尔·霍利彻尔①那里买的那批图书。我跟你说，棒极了，几乎所有的书都是施密德出版社的，比如说《社会局外人》丛书。许多是费舍尔出版社的，大概有5卷本的瓦塞尔曼，大概有5卷本的托马斯·曼，冯塔讷全集，10卷本。拉莉萨·莱斯纳的东西。萧伯纳、尼普顿·辛克莱、高尔斯华绥。全套共产国际记录。许多《新观察》我还未来得及整理。

　　①左翼激进作家，苏联之友，经常来施拉赫滕湖探望父亲，死于1941年。

　　楼下图书馆堆得满满的。妈妈对买书当然很高兴，在她看来，花费这么一大笔钱，我们要忍饥挨饿了。

　　致于尔根：

　　1927年9月

　　昨天是第一次排练，准备于11月7日在采伦多夫庆祝苏俄10周年。这两个月与采伦多夫人一块工作，将给我带来快乐。除此之外，我在柏林这里的企业支部工作。

　　晚上无事时，我总是去湖边。我相信我是不留恋家庭生活的，但却留恋自然风光。宁可天天在城里，在房屋的海洋里赶路，挤公共汽车，回家时行走在有电灯的或者寂寞而昏暗的路上，但是，不管什么时候，哪怕只是半个小时在外边也好……

　　父亲率领一个代表团去参加1927年1月7日的俄国革命10周年庆祝活动，约翰尼斯·R·贝希尔和凯泰·珂罗惠支都是这个代表团的成员。

　　＊＊＊

　　致于尔根：

　　1927年11月20日

　　……爸爸从俄国回来了。他抵达那天天气非常好。早晨一大早，我和妈妈去车站接他。瞧这两个人的问候吧，在这一秒钟里，周围十里之内都能感觉到，妈妈和爸爸是分不开的，这其实也没有什么特殊的，用不着为此而大加渲染。

　　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他的第一句话：在这之前我还不懂，“为什么英国要对俄国宣战，现在我懂了，我发现从英国那方面来说，这是有道理的。没有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会眼看着一个非资本主义的，一个共产主义的国家繁荣起来，一年一年地取得巨大成功。”我几乎高兴得哭了起来，爸爸若是不肯定俄国，那才可怕呢。

　　＊＊＊

　　1928年，乌尔施坦兄弟知道了我的政治活动。我记得那是赫尔曼·乌尔施坦，他在一次谈话中建议我辞职，“因为在一个民主企业里，对于共产党人来说，绝对没有晋升机会”。我认识某个信仰民族主义的同仁，他是“有晋升机会”的。

　　于是，我失业了。父亲建议我去美国居住。我在纽约一家书店里工作了几个月。这期间罗尔夫结束了他的建筑师学业。我回来后，我们于1929年结婚。

　　我没找到工作。

　　此前不久，于尔根和玛格丽特结婚了，她是一个年轻的阿尔萨斯女人，我们大家都很喜欢她。她是一个真正的女学者，谦虚、聪明、有修养。

　　1930年5月从柏林写给于尔根和玛格丽特的一封信表明，我还不知道，不消几周之后，对于我来说将发生多么深刻的变化。我祝贺他们共同写的一本书《美国经济中的产业工人》译成了俄文，请他们找一找，在苏联出版过什么样的马克思传记，还提到我要阅读贝尔的《社会主义史》。

　　为此我再也没有找到机会……

　　◎卷二

　　罗尔夫和我经常谈起，若能了解世界该有多好。德国恶劣的经济状况更增强了我们的愿望。为此，我们请求罗尔夫的好朋友瓦尔特给我们寻找机会。他是德国一家大康采恩在中国的代理人。

　　有一天我们收到一封瓦尔特的电报，一个报纸广告上说，上海市政局在招聘一位建筑师。市政局是由英国人管理的，上海有一大部分属于它管辖。罗尔夫回电应聘。他的应聘书被接受了，条件是他必须立即上班。

　　前景令我十分鼓舞，我可以作为德国共产党人与中国受迫害的同志一道工作；我去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做了汇报，他们清楚地知道我在美国逗留过。当我毫无顾及而天真地向他们提出这个建议时，那些同志一定非常惊讶。到目前为止，我并不显得多么能干。他们告诉我中国的形势是严峻的，做地下工作是严格的，在那里每个共产党人都面临着危险。

　　第二次谈话时，他们告诉我，一俟我到达上海，便会取得联系。我把瓦尔特的地址留下，最初我们想住在那里。

　　由于建筑师是在上海任命的，按照通常的惯例，在外国聘用人员，工作单位不支付旅费，合同也得经过一段长时间试用期之后才能签订。这次旅行要耗费我们全部积蓄，若是在上海不成功，我们连返程路费都没有。

　　1930年7月我们离开德国。我们先到莫斯科，从那里乘西伯利亚快车直达苏联东方边境，我们不是像其他外国人那样乘坐一等车箱，为了节约，我们也不去餐车用餐，而是在车箱地板上用一个小酒精炉，偷偷摸摸地烧点汤喝。除此之外，我们背包里有面包、耐储香肠和猪油。

　　我们经常下棋，要么我卧在上铺上浏览从眼前闪过的风光：乌拉尔、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欧姆斯克、伊尔库茨克等城市，美丽的贝加尔湖、草原和一望无际的白桦林。我喜欢在半路上进行意外休息。有一次我们在一座森林边的草地上停留了两个小时。下车的踏板很高，可每个人都想活动活动，呼吸点新鲜空气。男人们从各节车箱里跳出来，女人们跳进他们的怀里。周围充满欢笑声，有人拉手风琴，人们开始跳舞。我们观看着，有人伸手拉我们，于是我们被人们的热情和快活所感染，也跟着跳起舞来。

　　在满洲里开始乘坐中国东方快车，从长春开始是南满铁路。火车一共行驶了14天，我们到大连，再从那里乘船，到上海大约有一千公里路程。

　　抵达码头时，我对剥削和贫穷的程度感到震惊，在这之前我从未见过这样的情况。纤夫们从船舱里走出来，一个紧挨一个地行走在斜搭在码头上的踏板上，他们那担着沉重货物的竹扁担几乎互相碰撞在一起。赤裸的上身流淌着汗水，脖子上，额头上，腿上都鼓满青筋。大蒜味和汗臭味从这条传送带的人们那里飘到旅行者们一边来。乞丐坐在摇摇欲坠的小船里，围着我们的船只转悠；哭诉着的残疾人，有的断臂，有的折腿，孩子们带着化脓的伤口，有些是盲人，有些人的癞痢头上没有头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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