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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雷内去世时,留下了一份已经十分可观的家业。杜邦公司年生产火药已高达80万磅,约占美国火药总产量的1/7。并已大量出口。到1832年,该公司已经出口了120万磅火药。杜邦火药被运往世界各地,甚至行销西印度群岛和南美洲。

  伊雷内的猝然去世,造成了杜邦火药公司没有现成的杜邦后裔继承管理职务的局面。他的长子阿尔弗莱德,当时已经36岁,正像他祖父皮埃尔所形容的一样,是一位“酷爱数学的小伙子”。他擅长科学研究和文学创作。他迷恋研究工作,整天在实验室中与烧杯、试管为伴。从未参加过火药厂的管理经营。父亲去世,理应由他继承杜邦公司的事业,然而,他却不想当总经理。

  次子亨利当时22岁,毕业于西点军校,在陆军技术部门服役;父亲死后,他不得不辞职还乡,但对公司的事务却一无所知。而三子艾雷克斯也热衷于搞科学实验,他当时还是一个18岁的中学生。

  在后继无人的情况下,只好由伊雷内的女婿安德宛·比铁尔曼替补这个空缺了。但是他起初不愿接受公司总经理之职,他认为这个职位应由杜邦家某位成员担任,他完全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不过比铁尔曼不负杜邦家族的众望。他在无援无助情况下担任了杜邦公司的管理工作,三年间,既忙各种事务,同时努力培养阿尔弗莱德,使他能尽快地接替董事长之职。比铁尔曼把企业管理得井井有条,提高了火药生产率和销售额,并前往巴黎,把巴黎股东们的股份全部买下,还清了所欠法国债主债务的关键部分,这是他任职期间对杜邦公司最大的贡献。

  1837年,阿尔弗莱德接替了总经理的职务。他深知自己缺乏管理企业的才能,何况是偌大一个企业。因此他感到很为难。他提出要两个弟弟和他联手支撑这个局面。两个弟弟很理解哥哥的心情,同情他的困难处境,便欣然应允了。

  尼摩尔的杜邦家族,从皮埃尔·S.杜邦起,到维克多和伊雷内,无不严守家训;安德宛·比铁尔曼当然也不例外。按照传统,E.I.杜邦公司不设董事长这个职位,由三个合伙人组成一个执行委员会,而称老大阿尔弗莱德为高级伙伴,老二亨利及老三艾雷克斯为低级伙伴,公司的全部公文全由老大阿尔弗莱德签署。这一作法为以后世代相袭的杜邦家族开了先例,形成了一个传统,一直延续了六十多年。

  阿尔弗莱德担任联合执行委员会的总经理。以后,制订了一项新的合股协定。将总额中的26股股份在伊雷内的继承人中按高中低三个等级分配。最高等级是阿尔弗莱德,占八股,中级为亨利和艾雷克斯,各占五股,低一级为比铁尔曼和伊雷内的三个女儿,各占二股,每股价值7000美元。

  阿尔弗莱德没有他父亲伊雷内经营商业的冷酷气质,不是一个出色的企业家。他的性格温顺和蔼。他家族中的人说他是个耳朵软的人,像那首名叫《罗杰斯与哈默斯坦》歌中的百依百顺的姑娘。对人总是有求必应,因而往往为某些冒险者承担义务。由于他对科学和文学的爱好超过了一切,所以,伊雷内无法对他进行发财与管理学问方面的灌输。一提到商业事务他就表现出厌恶之情,可是对研究制造火药则很有兴趣,属于发明创造型人才而不是管理型人才。他的体形显得很壮实,宽肩膀,高身材,倒竖眉,圆脸型,目光炯炯,神采奕奕,经常身穿深色大礼服,头戴小礼帽,俨然像一个老实巴交的火药工人。

  19世纪40年代,正是美国工业资本主义处于全盛时期,大发展时期。

  美国政府为了支持工业发展,为社会基础设施提供了大量资本,投入公路、铁路、运河、港口建设。成千上万的饱经战乱之苦的欧洲移民大量涌入,出卖廉价劳力。阿尔弗莱德在此时掌权,无疑碰上了一个十分难得的、非常好的发展机会,一个赚大钱、发大财的机会。

  然而,资本主义的特有规律——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并不能对美国特别恩惠,不久就光顾席卷了整个大陆。大萧条带来了企业的大破产,工人大失业,银行大倒闭。在乡村、城市、大街小巷,乞丐多于施主,饿殍多于饱汉。

  一派凄惨景象。然而在白兰地河畔的杜邦家族,火药生意似很兴隆,日子也过得富足舒服。经济危机并不能阻止帝国主义战争,相反,帝国主义者往往还要对外发动战争,借以转移国内阶级矛盾。1838年美国与墨西哥的边境冲突,1838至1840年美国与加拿大的边境冲突,都是美国蓄意挑起的,都几乎酿成大战。美国政府为了备战,向杜邦公司不断发出数额巨大的订单。此外,开凿通往五大湖的运河,穿越落基山的公路、铁路隧道,西部农民开垦荒地,铁矿、煤矿、银矿和西部金矿的不断发现与开采,都需要杜邦的火药。

  1846年美墨战争时,美国政府向杜邦公司订了100万磅火药。由于供不应求,阿尔弗莱德在布兰迪瓦河对岸新建了更多的火药厂。这些所谓“下游工场”每天可以生产高达一万磅火药,给杜邦公司增添了更多财富。

  阿尔弗莱德负责管理火药企业期间,经常爱说的两句话是“加强安全,提高质量”,这体现了他的经营观点。他认为杜邦公司完全可以而且应该做到精益求精。然而他的安全管理并非没有漏洞。1847年一次爆炸事故炸毁了上游工场,炸死了18名工人。这对阿尔弗莱德是个沉重打击。但他顶住了爆炸造成的困难,努力恢复生产,而且有了新的扩展,创造了更高的生产率。

  杜邦家族的这三兄弟,在参与企业管理的时候,都显得知识和经验不足,但他们都能恪守杜邦家训和公司的原则,善待工人,提高他们的生产积极性。

  当时,政府还没有劳工灾害赔偿制度,但是,杜邦公司从伊雷内时代就形成了一套给遇难者家属抚恤金的制度。他们给遇难者家属安排住宅,并负责其子女的生活费和教育费。据有关资料证实,在1818年3月19日发生的爆炸事件中,不幸遭难的工人多达40人,每次付给他们的抚恤金为600美元。

  当有人建议取消发给雇员遗孀抚恤金时,阿尔弗莱德竭力反对。他说:

  “……我们的工厂只有这点与众不同,为人称道。但它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同类工厂死的人都多。”他接着指出:“在美国,火药厂工人每周的最低工资至少是2美元,即使这样它也高于我们厂工人的工资。”

  虽然工人工资如此之低,但威明顿一家报纸在其1848年(这是在杜邦家族控制当地报纸之前)的一篇社论中,还是热情地赞扬道:“在工人中从未有过一次集会或罢工……一切纠纷(即使有的话)也都是以友好的方式解决的……”

  杜邦家族和雇员之间亲密关系的形成还由于有个良好的人际环境。厂方和工人虽然一代一代更替,而他们的孩子从小就在那个小小的村庄里互相玩耍嬉戏,当他们一起长大成人,自然也就进入一种互尊、互忠和互爱的关系。

  杜邦公司雇员的献身精神,有点像封建时期“家臣对其领主的献身精神一样”。

  此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共患难。1847年,一次爆炸夺走了18个人的生命。当火药厂复工时,在每个具有隐患的地点,都有一个杜邦家族的成员与工人一起工作。杜邦家族的政策规定,新设备首先是杜邦家族成员操作,以确保其安全和正常运转。由于战争时期在共同面临过危险死亡之后,被结合起来的出身大相径庭的人们,逐渐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凝聚力,所以杜邦家族与雇员具有一种特殊关系。

  杜邦家族与其雇工的亲密关系,并未因其工资政策而受到损害。尽管工资偏低了些,但合乎情理的是工资稳定。19世纪的美国经济起落甚大,迅速增长后接着就是突然的衰退。例如,从1827至1842年,美国正处在经济萧条时期。棉花行业工人的工资下降了50%,而该火药厂工人的工资只下降了5%或10%。

  1850年,杜邦公司尽管年销售额高达37.5万美元,但由于艾雷克斯在经营时花钱过于大手大脚和几次爆炸事故,造成了公司50万美元赤字。阿尔弗莱德由于沉重的压力,接受了妻子和弟弟的建议,而辞去了总经理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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