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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九


  §(7)

  巴伐利亚人讨厌普鲁士人及其一切事物,这是个传统。因此,慕尼黑对魏玛所发生的一切,大都置之不理。对埃尔伯特政权企图在全德国建立民主的尝试,慕尼黑市一个世人尚未认识的知识界领导人奥斯瓦尔德·史本格勒嗤之以鼻。

  1918年春,这个既厌世又厌恶女人孤单而又贫困的光棍,终于出版了《西方的衰落》一书的第一卷。书篇虽尚未出来,但书已在全德国产生了影响。“与1789年的法国人一样,在不幸中我们必须走到底。我们需要一种惩罚,与之相比,4年来的战争根本算不了什么惩罚。”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到头来,恐怖必将如此之激动和失望发展到这样一个程度,以致像拿破仑之独裁一样的独裁竟被大家认为是救星。”

  自认是为政治而生并必然从事政治的希特勒,此时正准备返回慕尼黑。由于特隆斯坦战俘营即将关闭,他与施密特同时被分配在第二步兵团,该团兵营设在施霍宾。另一个有同样理想的同志已经在慕尼黑扎根。此人叫阿尔弗莱德·罗森堡,是个疯狂地反犹和反马克思主义的爱斯托尼亚人。他是取道俄罗斯前来此地寻找其真正的家。与希特勒一样,他也是画家和建筑师;与希特勒一样,他比土生土长的德国人更日耳曼化。他离开故土的目的是要为自己找到一个祖国。另外,他决心警告他的祖国要谨防曾破坏他的故土的布尔什维克恐怖,并为祖国不致落入犹太共产主义之手而斗争。

  当他听说有位名叫埃卡特的德国作家与他有许多共同观点时,罗森堡便决定前去结识这位作家。底特里希·埃卡特——诗人、剧作家、咖啡室知识分子——是个身材高大魁伟,头顶发秃的怪人,他常在咖啡馆和平酒厅出没,同样喜欢喝酒和议论。他是巴伐利亚国王的参事的儿子(曾因“神经有病”作过某医院的病人),因而有机会打入古老贵族的圈子。

  他古怪放荡,多少有点天才(他译的《贵族晋特》一书,译文出众,被认为是标准译本)。他亲德,反犹。他自己出钱出版周报,发行量达3万份。

  罗森堡未经介绍便出现在埃卡特房内。罗森堡还在走廊里,埃卡特就有了深刻的印象:那是个热诚而极端严肃的青年。罗森堡劈头就问:“阁下是否有反对耶路撒冷的战士?”埃卡特笑了。“当然有!”他是否写有什么东西?罗森堡立即拿出一起文章——关于犹太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在俄国产生破坏力的文章。他们之间,一种将影响希特勒生涯的关系就这样开始了。埃卡特把罗森堡看成是“共同反对耶路撒冷的战士”。此后不久,罗森堡关于俄国的文章不但出现在埃卡特自编的报纸上,而且也出现在慕尼黑的周刊《德意志共和国》上。这些文章的主题是,犹太人为世界万恶之源;世界大战和赤色革命都是复国主义者策动的,他们现正与共济会密谋,企图接管全世界。

  §(8)

  在许多巴伐利亚人看来,库尔特·埃斯纳是革命的典范,众多人相信,他是靠莫斯科的金钱资助才闹革命的。恰恰相反,在11月那历史性的一天,他口袋中才有18个马克。事实上,他是残酷而实用主义的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反面。他虽是在管理巴伐利亚社会主义共和国,但他仍像在他最喜欢的咖啡室里一样。埃斯纳企图建立的并不是共产主义,甚至连社会主义也不是,而是一种独有的急进民主。他是政治家里的诗人,企望一个美的、光明的、有理性的统治。他更像雪莱而不像马克思。正沿着被人遗忘的道路走下去。1月的选举为中产阶级的政党带来了巨大胜利,以及让他辞职的普遍要求。

  在醒悟到自己的事业已无望后,他于2月21日清晨草拟了一项声明,宣布辞职,但在前线兰塔克递交辞呈的半途,遭安东·阿科瓦利公爵暗杀。阿科瓦利公爵是个青年骑兵军官,因母亲是犹太人,遂被反犹集团打了下去。埃斯纳本可在一小时内卸职,其统治也可被走中间路线的政府代替的。暗杀带来了阿科瓦利最恐惧的后果,另一次往左走的浪潮。不久前还几乎遭到所有人鄙视和反对的埃斯纳,顷刻间便成了烈士和无产阶级的圣人,革命也随之苏醒。工人士兵中央委员会宣布戒严,并任命了以阿道夫·霍夫曼(曾当过师)为首的完全社会主义的政府,还宣布进行总罢工,晚7时开始宵禁。由于学生们在为他们的英雄阿科瓦利欢呼,慕尼黑大学被关闭。

  两星期后,第三国际在莫斯科举行大会,一致通过了建立共产国际的决议。在接踵而来的欢庆胜利的活动中,列宁号召各国工人起来,强其他们的领导人从俄国撤军,恢复外交和商业关系,并用大量派遣工程技术人员和指导员的办法,协助重建这个刚长羽毛的国家。

  那时,柏林正响应世界革命的号召。前一天,柏林工人置共产党之命令于不顾,倾巢出动至市中心,进行示威游行和掠劫。在“红色水兵联盟”和其它激进军事集团的参与下,他们占领了当地30个警察局;水兵们包围了位于亚历山大广场的警察总署,该署由“自由兵团”的几个步兵连守护。次日,“工人委员会”的1500名代表,以压倒多数的票数,赞成总罢工的号召。首都动弹不得;无电,无交通运输。

  革命者全集结于东城。他们在主要的关卡架起机枪。为了进行反扑,国防大臣诺斯克使用了新近才赐给他的专制权力,于3月5日从“自由兵团”调遣了3万名军队进城。叛乱者被挨座楼房驱走;柏林的酒吧间、舞厅和酒馆等,则仍正常开业。

  柏林在进行激烈的巷战。一方用的是大炮、机枪和飞机扫射;另一方用的是步枪和手榴弹。经4天激战后,诺斯克宣布,“凡持武器反抗政府军者就地枪决。”于是,数以百计的工人依墙而立,未受审判便被处决。有1500多名革命者被打死,至少有1万人受伤。然而,叛乱精神继续在全德国蔓延。在萨克森,政权由激进派掌握;鲁尔盆地处于被包围状态。芝加哥《每日新闻》代办处的记者本·赫希特发电称:

  “德国正患神经病,没有精神健全的东西可报。”

  慕尼黑也处在另一次革命的边缘。这次革命是在布达佩斯一次政变的鼓舞下发生的。3月22日,有消息传来说,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人民阵线,以工农兵委员会的名义,已夺取了匈牙利的政权,成立了以不知名人士贝拉·昆为首的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贝拉·昆本人是犹太人,在32名委员中,有25名也是犹太人。因此,伦敦的《泰晤士报》便将这个政权称为“犹太黑手党”。贝拉·昆的胜利,使慕尼黑左翼分子的胆子壮起来了。4月4日傍晚,委员会的代表们踏着厚达20英寸的大雪(多年未见的大雪),艰难地行走在街道上。他们的目的地是离希特勒战前住所仅两座房子开外的罗文布劳大厦——在这里,人们大声宣读决议:“消灭党派,团结全无产阶级,宣布成立苏维埃共和国,与俄国和匈牙利的无产阶级结成兄弟关系。这样,世界上便没有任何力量可阻止我们全面实行社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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