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乞丐到元首(28)

二八

　　§（5）

　　1918年11月末，希特勒离开了帕斯瓦尔克医院，因为病人“除眼膜发烫外，余无他诉”“适于服役”。后来，希特勒在法庭作证时说，那时他只能看出报纸标题的轮廓，害怕再也不能读书。“医院的病历”，他抱怨说，“是在革命时期写的。几乎谁也得不到照顾；我们是成群成群地出院的。例如，我连士兵的工资簿都未领到。”

　　他被派到十六团的预备营报到。营部设在慕尼黑。途中，他肯定经过了柏林——那时，柏林是在“工人士兵代表会执行委员会”手中——这是士兵、工人和“独立和多数社会主义者”的联合体。这个联合政府已经开始社会改革，这在几月前看来是不可设想的。它建立了8小时工作制；允许工人有不受限制地组织工会的权利；增加老弱病残和失业工人的福利；废除报纸检查制度；以及释放政治犯。

　　希特勒虽然同意这些社会改革，但不信任发起改革的革命党人：执行委员会是布尔什维克的工具，是前线士兵的出卖者；其最终目标是另一个赤色革命。当希特勒前往设在施霍宾地区邻近的图尔肯大街的兵营报到时，他也碰到了同样的叛逆精神。在当月的早些时候，这所设施已投靠埃斯纳政权，受“士兵代表会”管辖。那里没有一星半点军纪，兵营成了猪圈。人们对从开战的第一天气就在战壕里服役的老兵不表任何尊敬。许多人的目的只是日求三餐，夜求一宿。这地方比曼纳海姆还糟糕。特别令希特勒怏怏不快的是委员们的行为。“他们的活动全都令我反感，我立即决定尽快离开这个地方。”

　　幸好，他发现了一个对那个地方同样厌恶的老战友。“士兵中最懒、最厚颜无耻的、不屑说，就是那些从未到过战壕附近的人”，希特勒当通讯兵时的同事恩斯特·施密特回忆说，“那地方满是懒汉懦夫。”约在两星期后，由于特隆斯坦战俘营（设在通往塞尔斯堡的途中，在慕尼黑以东约60英里），需要看守人员，希特勒便向施密特建议两人双双报名前往。看守组的成员大部分是“革命军人”。前来迎接的是一位军官。他下令站队，但士兵们引为笑谈：难道他不知道操练已被取消了吗？第二天，士兵中除几名曾在战壕里服过役的以外，其余全被运回慕尼黑。希特勒和施密特留下来了。

　　§（6）

　　在柏林，极左派团体“斯巴达克斯团”（斯巴达克斯系一奴隶，反叛罗马人统治的领袖），在起义水兵的协助下，走上街头闹革命。这却不是慕尼黑式的有秩序的起义。到圣诞节前夕，首都已近无政府状态。其它城市也揭竿而起，但势头没有如此猛烈。在全德国，军事和警察机构开始崩溃。

　　由于权威的消失，一股新的势力突然兴起——即所谓的“自由兵团”。这个兵团系由部队内的右翼积极分子组成，具有希特勒那种保卫日耳曼帝国不受赤色分子破坏的热情。

　　由出生于希特勒时代的德国的新一代组成的“自由兵团”，为采取今天的行动，曾有过两次准备。其一，是战前的青年运动，即所谓的“候鸟运动”。这些年轻人常穿起五光十色的衣服，到处游逛，以寻求新的生活方式。他们大都来自富裕阶层，鄙视从他们中产生出来的自由资产阶级社会。他们坚信，“父母的宗教信仰是虚伪；政治是吹牛和微不足道；经济是无耻和欺骗；教育是老一套和缺乏生气；艺术是淡而乏味又多愁善感；文学是虚假和商业化；戏剧是庸俗而千篇一律。”他们认为，家庭生活约束了人，且不真诚。他们也认为，两性关系，不管是婚内婚外，“贯穿着虚伪”。他们的目标是要建立起一种青年文化，以反对资产阶级的家庭、学校和教堂的三位一体制。

　　这些年轻人常围着篝火，席地而坐，在一个首领指挥下，高唱《自由战士之歌》。有时，他们或无言地注视着篝火，以寻找“林中信息”，或倾听某同伴朗读尼采或斯特潘·乔治著作中的激动人心的段落，诸如：“人民与至高无上的智慧渴望着人——行动！……也许，在你的杀人犯中端坐了多年，在你的狱中昏睡多年的某个人就会一跃而起，完成这一行动！”

　　他们靠神秘主义而昌盛，在理想主义驱使下，渴望行动——任何一种行动。

　　行动，他们在大战中找到了。也许，这就是他们，与希特勒一样，坚信祖国的事业之正义性的原因。战场生活，使官兵关系更加密切，形成一种共患难同流血的手足之情。士兵们对领导他们进行交手搏斗的人佩服得五体投地。“对他们而言，他不是指挥官，而是元首！而他们是他的同志！他们对他盲从，如有必要，可跟他下地狱。”他们一同在前线缔造了迄今为止德国尚不存在的民主关系。几英里长的战壕，与世隔绝，事实上成了“以火焰作墙的修道院”。

　　这些前线来的同志，这些旧日的“候鸟”，与希特勒一样，觉得投降是耻辱，对国内阵线不信任，因为它正在堕落为布尔什维主义。军方曾在报上和路牌上宣布“斯巴达克斯团”的危险尚未消除，号召士兵们起来，加入“自由兵团”“阻止德国变成全球的笑柄”。对此，老兵们会热烈予以响应，这就可以理解了。

　　正当这支不法的部队在组建时，“斯巴达克斯团”，在许多柏林人的赞同下，也在夺取柏林。他们控制了许多公共设施，交通运输，以及兵工厂。1919年1月3日，处在绝望中的埃尔伯特政权解除了警察局长的职务，原因是他同情“斯巴达克斯团”，不久前还支持水兵叛乱。此时已公开承认自己是共产党的“斯巴达克斯团”，为了进行报复，公开号召革命。柏林的工人热烈响应这一号召。6日上午，20万身背武器打着红旗的工人，从亚历山大广场出发向荻埃尔加登集结。寒冷与大雾并未使他们的情绪低落。他们将社会民主党的报纸《前进报》的工作人员以及乌尔夫电讯局的工作人员抓来。总理府大楼也被愤怒的人群包围——埃尔伯特及其同僚就躲在里边。

　　到次日上午，共产党人已端坐在布兰登堡大门上的雕像旁。在文特登林登，在科尼希大街，在萨洛登伯格大街，他们的步枪已是铺天盖地。除有战略意义的火车站已被占领外，政府印刷大楼和波佐酿酒厂也被占领。不到24小时，市内主要建筑物仍在政府手中的已是寥寥无几了。

　　若不是“自由兵团”干预，柏林——最终是全德国——恐怕已陷入共产党之手。不到一周，部队从城外开来，将赤色分子的抵抗中心一一粉碎。“斯巴达克斯团”的领导人，包括身材娇小的“红色玫瑰”罗莎·卢森堡在内，被捕并惨遭杀害。

　　在“红色玫瑰”死后4天，新共和国举行了首次全国选举。那天是星期天，天气晴朗而寒冷。自德国有史以来，妇女首次被允许参加选举，在3，500万选民中，3，000万人为国民议会的423名候选人投了票。结果虽令人惊奇，但在预料之中。表面上假装不要，实则希望霍亨佐伦卷土重来的两个右派政党，得到了约15%的席位；赞同实行共和的两个中间派政党，与埃尔伯特的“社会主义多数派”一样，得了40%的席位；极左派“独立社会主义者”仅得席位7%。选举的结果，既是反革命的胜利，也是赞成共和的胜利。它注定是社交性质的。

　　因为刀枪林立的柏林不安全，首都西南150英里外的魏玛便成了国民议会的所在地。这个选择有文化上的原因，也有地理上的原因，因为魏玛是歌德、席勒和李斯特的故乡。2月6日，国民议会在新国立剧院举行会议。会议没有霍亨佐伦王朝开会的那种豪华气派和仪式。没有乐队，没有马队，也没有耀眼的制服。

　　5天后，一个工作政府成立了，埃尔伯特凭多数选票被任命为帝国的第一任总统。他任命了一个总理大臣，由总理大臣组阁，由意志坚强的诺斯克（他称自己为“警犬”）出任国防大臣——这是最有意义的选择。这意味着“自由兵团”在魏玛共和国的支持下，将开始活动并继续保卫国家，不致使它赤化和产生暴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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