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尔尼雪夫斯基(30)

三〇

　　军内书报检查官施蒂默尔上校早就紧紧盯住这份杂志，他给上面写了一个反映《军事文集》问题的情况报告。

　　武装部长接到报告后，叫车尔尼雪夫斯基写一份检查呈报沙皇。车尔尼雪夫斯基写了一份说明书，驳斥了施蒂默尔的指责：他“对荣誉的理解，和俄国军队大多数军官的理解不一样”。“《军事文集》的这个方向不是编辑部，不是近卫军团的领导，而是俄国军队的军官们自己所赋予的。”

　　尽管以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意见，将书报检查官的指控一一驳倒，尽管卡尔采夫抱怨军队书报检查官吹毛求疵，埋怨武装部长本人对这个刊物采取敌视态度；但那些反对《军事文集》的大人物寸步不让。结果是《军事文集》只出了7期，杂志被迫暂时停刊。编辑们受到申斥，全部被撤换；卡尔采夫本人气得生了一场大病。

　　1858年底，车尔尼雪夫斯基提出辞职。他离开之后杂志再度复刊，完全置于武装部长的控制之下。这个部长任命一名少将为杂志的新主编，《军事文集》便成了一份纯官方性质的刊物了。

　　由于《军事文集》事件，加上在《现代人》上发表的《论农村生活的新条件》，沙皇政府简直把车尔尼雪夫斯基视为眼中之钉，必欲除之而后快。第三厅已将他列入危险人物黑名单，派出大批密探随时加以监视。

　　一副罪恶的黑网在车尔尼雪夫斯基周围悄然张开。

　　2.衔命伦敦行

　　1859年夏天，伦敦出版的《钟声》杂志突然反对起《现代人》杂志来。老革命民主主义者赫尔岑，和《现代人》编辑部同仁之间，发生了一场内部大混战。

　　导火线是杜勃罗留波夫写的一些评论文章。

　　在这之前几个月，杜勃罗留波夫提了个倡议，《现代人》新开辟一个名为《口哨》的栏目，借助嬉笑怒骂抨击社会的弊病，鞭挞丑恶与奸诈。

　　按照杜勃罗留波夫的想法，《口哨》栏的矛头不仅是要对准露骨的反动派，也可以适当批评批评那些“抱残守缺者”和所谓的“进步分子”。进步而冠以“所谓”，是特指当时某些也在高唱暴露文学、实则“小骂大帮忙”的文人。

　　当时确有一批很时髦的“暴露”作家，他们只热衷于在“上面”允许的范围内批评一些鸡毛蒜皮的东西。不仅不会动摇专制政权，相反，它把社会的注意力引离事情的本质，让人们忽视“这台某些人竭力加以修复的机器已经是破烂不堪”。而且，这类对旧制度毫毛无损的时髦作品，还能营造出一种民主的假像。似乎允许人们自由说话，文学作品可以干预社会生活。

　　对这种人幽他一默又有何妨？

　　杜勃罗留波夫不仅在《口哨》栏，而且还在自己的长篇评论中无情地揭露这类所谓的“暴露文学”。他在《现代人》4月号上发了一篇《去年文学琐事》，尖刻地嘲笑了暴露派小说家们的那套雕虫小技：

　　“倒霉的是那些录事、区警察局局长、市议会秘书、区监督。遭殃的还有警士和乡村警察。即便有时触及省一级的官吏，这样的暴露文章大部分也是用以下公式炮制的：突出一个极为高尚的省长，这是省内上下的大恩人，他主张一切按法律公开办事。他身边总有两三名心地善良的官吏，由他们来惩处有各种舞弊行为的人。……但是请仔细听听这种暴露文章的腔调吧，每个作者都异口同声地说，俄国一切丑恶现象之所以发生，都是因为区警察局长狡诈，警士们粗暴。”

　　这一新的栏目果然博得了读者的赞许，但贵族自由派的一些代表人物大为恼火。

　　流亡在国外的赫尔岑，1859年突然在《钟声》杂志第44期上，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非常危险！》。文章对《现代人》编辑部进行了激烈的攻击，似乎《口哨》的方向大错特错，是在扼杀刚刚起步的言论自由。并把《口哨》栏目的撰稿人，和扼杀言论自由的反动政府混为一谈。他在文章的末尾作了侮辱性的暗示：

　　“我们这些可爱的小丑们忘了，沿着这条危险的道路吹口哨，不仅可能滑到希尔加林和格列奇那里，而且还可能（但愿千万不要）滑到斯坦尼斯拉夫那里……”

　　希尔加林和格列奇都是办反动杂志的俄国作家。用他们来类比《现代人》杂志的同仁，必然会挑起一场文坛大论战。

　　其实，这场争论并不是突如其来，而是有着深层次的原因。除了文艺观点上的分歧之外，赫尔岑与《现代人》杂志的革命策略也格格不入。就思想倾向而言，赫尔岑更接近于文学家和社会活动家当中的自由派。此时他仍然相信，可以凭借沙皇和贵族的仁慈，使俄国人民的状况得到改善。

　　车尔尼雪夫斯基一直生活在俄罗斯的现实之中，对社会各阶层的生存处境、政治态度，以及广大民众的迫切愿望，都了解得一清二楚。他相信人民，号召人民觉醒起来。而赫尔岑呢，按列宁的话说，则“是地主贵族中的人。他在1847年离开俄国，没有看见革命的人民，也就不能相信革命的人民”。

　　6月5日清早，情绪激动的涅克拉索夫来找杜勃罗留波夫，告诉他流亡在伦敦的赫尔岑突然反对起《现代人》来。涅克拉索夫本人还没有见到那期《钟声》杂志上的原文，但在俱乐部里别人跟他说，《钟声》杂志的那篇文章，暗示《现代人》已被当局所收买。当天杜勃罗留波夫在日记中写道：

　　“如果这事属实，那么赫尔岑根本就不是一个严肃的人；在报刊上如此轻率地评论别人，太蛮横了。我越是琢磨这个消息，就越相信这仅仅是涅克拉索夫的感觉，事实上根本没有这种暗示。必须尽快弄到《钟声》杂志看看那篇文章，然后才好决定怎么办。至少应当给赫尔岑写封信，把问题解释清楚。今天一整天我都在想着这件事，老是忐忑不安，仿佛在我口袋里找到了莫名其妙地落在里头的别人的钱……我个人并不因为赫尔岑的刻薄而感到很失望。不得已时，我可以和他论战一番；但涅克拉索夫却焦躁不安，因为赫尔岑在我们社会的优秀分子中影响很大。暗示被当局收买这件事特别使他感到受侮辱，他几乎下决心要亲自到伦敦去做一番解释，说这种事完全可以导致决斗。我不明白，也不赞成这样做，不过我也觉得必须进行解释，为此我愿意前往……”

　　涅克拉索夫和杜勃罗留波夫都认为，同赫尔岑见面时应力争使他收回那篇文章。伦敦是非去不可了，但不是他俩，而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去。涅克拉索夫觉得选杜勃罗留波夫去不合适。他担心杜勃罗留波夫心直口快，话语尖锐，谈判容易弄僵。

　　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谈判不会有什么结果，因为赫尔岑“决计不会同意收回自己的话。承认这些话不真实，就会在读者心目中贬低自己。”

　　但涅克拉索夫一再坚持和恳求，车尔尼雪夫斯基尽管很不愿意，但还是同意衔命伦敦行，去和赫尔岑交换意见。

　　得知赫尔岑在《钟声》杂志上发表上述文章的第五天，涅克拉索夫就给《现代人》杂志办公室主任伊波利特·帕纳耶夫写了封信。请他“今天尽早”提取车尔尼雪夫斯基“明天出国”要用的款子。

　　当车尔尼雪夫斯基正在赴伦敦的路途上时，他的父亲加夫里尔·伊万诺维奇却在萨拉托夫等待儿子回来。6月26日，即车尔尼雪夫斯基到达伦敦那天，父亲寄了一封信去彼得堡给儿子和儿媳奥莉佳：

　　“我亲爱的孩子，你们本月16日写的信，23日收到了……我没想到，没猜到我亲爱的儿子会出国，并且还要到伦敦——我们还准备本月23日迎接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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