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尔尼雪夫斯基(10)

一〇

　　他一边写日记，一边细想他对洛博多夫斯基夫妇的态度。啊，这分明是不可能结果的花枝呀！

　　为什么对他们的思念，超过对其他人的思念？为什么他因期待见面而思绪不宁？这样的情形他从来还没有过。这并不是因无所事事而想入非非；他很忙。该做的事情很多很多：学年考试迫在眉睫、脑子里正酝酿一部文学著作的构思。此外，他准备在斯列兹涅夫斯基教授的指导下，搞一项大的科研工作。

　　不管车尔尼雪夫斯基正在做什么，忙于何事，他的思绪老是关注到洛博多夫斯基夫妇身上。他们夫妇间的关系将会怎样？丈夫会不会正确理解妻子的性情？他们靠什么维持生活？洛博多夫斯基能不能设法挣到足够的生活费用……这一切，都使车尔尼雪夫斯基惴惴不安。

　　很快得知，这两个人的生活变糟了。洛博多夫斯基的抱怨，使他感到伤心。娜杰日达·叶戈罗夫娜的父母，也百般埋怨……

　　在这以前，车尔尼雪夫斯基发现朋友有困难，也曾解囊相助。现在他决定把开支紧缩到最低限度，将节约的钱送给洛博多夫斯基。只要能使这对新夫妇过得好些，他自己再穷也行。每次接到家里寄来的钱之后，他都赶紧跑到洛博多夫斯基夫妇那里。除留下必需花的三四个卢布，其余的都给洛博多夫斯基。

　　他觉得，如果物质条件好些，洛博多夫斯基就会改变对妻子的态度。车尔尼雪夫斯基经常琢磨，从哪里能弄到钱，使他俩摆脱贫困。

　　可是，他的好朋友洛博多夫斯基不幸又患上了可怕的肺病。车尔尼雪夫斯基甚至想到，万一肺结核夺走他朋友的生命时，他准备随时同娜杰日达·叶戈罗夫娜假结婚，使她不至于像莫斯科的亚历山德娜·格丽戈里耶夫娜那样，回娘家去受气，给父母弟兄充当佣人，被人看作“卖出门的货物，脱手的女儿”。

　　过了些日子，知识分子中经常谈论的话题，集中到巴黎的革命和俄国的农奴制。车尔尼雪夫斯基同洛博多夫斯基当时已敏感到，俄国近期有可能发生革命。

　　有一次，他听到洛博多夫斯基慷慨激昂地说，也可以在俄国发动一场革命。

　　“革命的因素是存在的。其实，许多村庄已经起来造反了。他们拒绝互相出卖，当局只好用抽签的办法，来惩办一些人。但不过，他们缺乏团结，破坏有余，建设不足……我早就有参加并率领起义的想法。”

　　要在1848年发动俄国的农民起义，率领它和沙皇的军队作战……这一切，连当时最敢做敢为的人，作梦也不敢去想！

　　车尔尼雪夫斯基如此仰慕洛博多夫斯基，这毫不奇怪。他们相好的期间，正是洛博多夫斯基一生中最光辉的时期。

　　后来，洛博多夫斯基逐渐消沉，丧失了年轻人的革命浪漫主义精神。参加并率领起义——嗨，这可不是闹着玩的！车尔尼雪夫斯基逐渐才清楚，他的这位朋友的革命情绪，是很不牢固很不稳定的。后来他们分道扬镳了。年长的一个以热情勇敢开始，以当了五等文官而默默告终；年幼的一个开始时优柔怯弱，最后却成了一个伟大的、坚忍不拔的革命者。

　　经历的人和事多了，车尔尼雪夫斯基冷静反思得出结论：“我对人总是一下子就过于肯定，把人家看得很高很高，后来又不得不把自己捧得很高的人降下来。”

　　3.告别旧观念

　　捷尔辛斯基一家来到京城，车尔尼雪夫斯基感到不自在。

　　在同一个屋顶下生活，他觉得拘束压抑，仿佛是个外人。还在1849年秋天，当车尔尼雪夫斯基回萨拉托夫度假时，就觉察到表妹夫妇之间，有某种虚伪的庸俗东西。他们表现得异常亲热，互献殷勤，窃窃私语，旁若无人。现在，他们这种专门作给外人看的表演，使车尔尼雪夫斯基很不舒服。他脑子里不由得呈现出果戈理小说《死魂灵》中的一幅图景：

　　“常常这样，他们坐在长沙发上，突然不知什么原因，一个放下了烟斗，另一个撂了活儿（如果这时手中有活儿的话），懒洋洋地亲起嘴来。时间之长，可以抽完一支雪茄烟。”

　　捷尔辛斯基以前也是教会中学的学生。不久前从神学院毕业，当上了枢密院的一名官吏，自负得不得了。此人是个伪君子、不可救药的墨守陈规者。家中的闲暇时间，他是在和妻子胡扯、翻阅杂志里的图片或谈《圣经》中度过的。他把个人的安宁和功名，看得高于一切。为升官和获奖而祈祷，朝思暮想的就是怎样把钱积攒起来。平时极端吝啬，空着肚子的客人走后，他总是叹口气说：

　　“没法喂饱每个人啊！”

　　捷尔辛斯基不遗余力地节约每一支蜡烛。天黑该点蜡烛时，他总是小心而又客气地阻止：

　　“怎么，你莫非想点蜡烛了？”

　　在他们看来，漆黑之前，至少应该在昏暗中坐上20来分钟。晚上所有的人都该挤在一间屋子里，这样只点一根蜡烛就可以了。

　　而且，捷尔辛斯基夫妇，对洛博多夫斯基的态度甚不友好，弄得双方都很生气。

　　车尔尼雪夫斯基一开始不知道该怎样对待捷尔辛斯基夫妇。他表现得客气而宽容，只是到了一定的激烈程度时，他才变得冷峭和倔强，决心想法悄悄地摆脱他们。

　　有一次，捷尔辛斯基以命令的口吻对他说：

　　“把蜡烛拿来！”

　　这使他大为激动，差一点吵起来。但他还是没有勇气去斥责对方的无礼，默默地照办了。只因从幼小起，他就受到严格的教育：尊重亲戚。

　　有时，他为表妹嫁了这样一个男人感到悲哀，甚至有些可怜她。

　　同捷尔辛斯基家的密切接触，使他第一次找到了一个重大的主题。10多年后，他写出了著名长篇小说《怎么办？》。这部作品已成为几代革命者必读的教科书了。这个主题，就产生在和捷尔辛斯基的争辩中。当时他极力向妹夫证明，在当今的社会条件下，妇女只不过是家庭专制的牺牲品，是丈夫的奴隶。她们完全被剥夺了参加社会生活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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