俾斯麦(42)_虚阁网

四二

　　第二十三章　宗教·文化斗争

　　原始人发觉人死断气，“气或灵魂”出窍，人便死了，推及动物和自然界都如此。“万物有灵论”即成原始宗教，灵魂似乎由梦得以证实，灵魂离开载体成了游魂永远不死，并能行善作恶，人敬为神灵，神灵主宰这大千世界。自然界有万物，便形成了多神教，多神教后来又发展成一神教。

　　贫穷的巴勒斯坦，荒芜的阿拉伯沙漠、世界屋瘠南麓高寒缺氧的尼泊尔分别产生了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佛教。2世纪以来这些后进地区的宗教向文明地区传播。文明地区正好处在第一次浪潮农业革命的强弩之末。疆域不能再扩大，森林资源枯竭，能源渐趋短缺，人们开始否定浪费物质财富为荣的审美观，肯定以获得更多的自由时间，追求心灵充实，才是高尚的生活方式。故对纯朴而不带铜臭的后进地区的宗教产生极大兴趣。

　　中世纪物资匮乏，时间有余。罗马帝国末期每年有半年的节假，工作日的工作时间亦短。法国农民冬天有3个月不干活，夏天的节假也名目繁多。冬季更长的德国、英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休闲时间就更多了。中世纪时人们认为，在不该干活的时候去干活是大罪过。此外，王侯贵族、僧侣修士、弄臣优伶也不事生产。

　　有些人用大量时间来思考，其中“死后”和“来世”便是个重要课题。神秘厌世的宗教被一再研究和阐释。宗教本是主观的，信众一广就社会化和组织化了，也更具有强制力，即宗教主观推广为社会主观，势力更为强大，迫使人们接受这种主观，并排斥乃至镇压异端的主观。

　　中世纪的宗教很注意营造一种氛围。基督教用拉丁语作祈祷，伊斯兰教、佛教的诵经，并不在乎人们懂得多少经文，而这些抑扬顿挫的语言，配合着庄严的音乐、灯烛的明灭、服饰的整肃、香烟的缭绕。使人们进入一种与尘世迥然不同的意境，以达到震慑或笼络人们的目的。

　　教堂、寺庙、清真寺的建筑设计，都不考虑双向、多向讨论交流的功能，教堂的设计是为了使布道者和唱诗产生共鸣和袅袅余音，穹顶高高在上，穹顶、墙体、窗户雕刻或描绘有天堂和地狱的景象，光线从天而降，朦胧中使人产生憧憬敬畏、天高难问的感觉。寺庙和清真寺设计考虑都是从人们顶礼膜拜神祗出发的。

　　中世纪，世界不存在具有国土和成文法的近代概念上的“国家”。却有基督教圈、伊斯兰教圈、佛教圈这种具有共同社会主观思想圈相维系的，依靠人为统治权管理的领地。中世纪反理智的宗教形而上学地空谈心性使科技滞后，物质财富生产难以扩大，使这个社会不得不走向崩溃。

　　中世纪的生产力有三次大的起伏：

　　1.9世纪上升到12世纪达到顶点，15世纪降到最低点；

　　2.15世纪中上升到16世纪末达到顶点，18世纪中完结；

　　3.18世纪中叶又开始发展。

　　12世纪是中世纪文化鼎盛时期，法意德英的骑士们一次又一次组织十字军远征，大教堂一座接一座建成。教皇的权力达到顶点。教会注重物欲和世俗权力的理性主义倾向出现。即走向了不关心物质财富、排斥理智主义的中世纪精神的反面。

　　基督教借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学说作为它的哲学基础。柏拉图的《理想图》里说恶人将下地狱，好人会升天堂，这是世人对此想法的典型表述。亚里士多德是柏拉图的学生，他观察到自然界，动物吃植物，猛兽吃兔子，人吃谷物和家畜，悟出造物主为每件事物都安排了目的。后来也有人说，目的论既预定了上帝，也可推翻那个上帝，以人来取而代之，亦即鲍狄埃所说：“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

　　与出世的佛教比较，基督教是入世的。它要人为善，犯了错只要忏悔便可救赎，信教的人是上帝的选民，上帝的选民解救了自己，还有责任解救全人类。中世纪的基督教会，是与世俗权威并立的另一个权威。这个权威主要体现在精神和文化上，教廷发动和组织的十字军也可看出其政治上的强悍。

　　欧洲城市兴起，王权上升，民族意识的觉醒，对教会的荒淫腐败不能忍受。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地理大发现三者几乎同时发生。民族国家摆脱了教廷控制，摆脱了僵死的经院哲学；希腊的乐天，罗马的共和再次得到世人的肯定；世界一体、地质演变、物竞天择使人们怀疑《圣经》的话句句是真理。教会对地产的掠夺，对百姓的奴役，它鼓吹不义战争的大屠杀，它导演愚弄世人对圣者遗骨的崇拜，宗教裁判所的火刑，出卖赎罪券，它那森严门禁之内的无耻的寻欢作乐。到了被一一清算的时候。

　　然而，教会在黑暗的中世纪也有些功绩。它是这一时期教育事业的组织者和保护者，也是惟一的学术研究中心。欧洲最早的大学、中学和医院都是教会办的。教会的经院哲学研究，毕竟也是一种心智活动。教会也保存了大量希腊罗马文献，使古代文明得以承传。西方至今不愿放弃基督教宣扬的真和美，至于善，那就留给上帝掌握好了。

　　1871年到1872年冬，俾斯麦为了强化自己在国内的地位，他痛下决心以反对教权主义为由，向主张天主教的“教皇无谬误说”那一派开刀。这一举措受到进步自由党的支持，这个党的鲁道夫·费舍夫在1873年竞选演说中说，普鲁士正经历着一场世界观的大搏斗，这是一场“文化斗争”。这声牌子并不合俾斯麦要搞整人阴谋的实际。但它深受俾斯麦的欢迎。俾斯麦指使法尔克，加强国家对教会的管束。1872年2月，法尔克提交了一份国家对学校监督的法律草案。普鲁士上议院大多表示反对，连罗恩都是勉强赞成。俾斯麦通过的此法案，即是所谓《五月法令》。人们说，强行通过法案是文化斗争的首战。受威尔夫基金资助的报刊说，法案在对梵蒂冈教皇提出警告后，将会有“结婚手续由教堂改至民政局办理”，“向教会办事业课以重税”，“限制耶稣会等跨国教会机构”等等。

　　普鲁士许多人拥护向天主教神父开战，这正中俾斯麦下怀。1872年5月14日，俾斯麦在帝国国会演说，在攻击一通罗马教皇后说道：“我们不会去卡诺莎，肉体灵魂都不会去！”

　　但是，国际社会认为，俾斯麦攻击教皇，不利于统一，会制造分裂。他低估了教会的势力，他可能认为自己比教皇高明，更无谬误，所以他不能容忍欧洲有两个无谬误的人。这是俾斯麦这个聪明人，在干蠢事。事实正是如此。当局的暗探监视教师并迫害神甫，反而使德意志的天主教徒心向罗马。大选中这些人一致投中央党和温德霍斯特的票。俾斯麦还不想回头，他变本加厉地命令法尔克逮捕科隆和波森的大主教，外加这两个主教管区的所有主教，撤消1300个教区的教士。1874年1月，帝国国会选举，中央党的席位由63席猛增至91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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