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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三


  现在褒曼知道这次她不能见皮娅了。没完没了的活动——机场上记者的即兴访问,会见阿尔文邦,同席各妮·海苏谈话,领评论家奖,同史蒂夫·艾伦在他主持的电视节目中露面(从“萨迪”饭店转播的特别节目)。她一想到那些摄影记者和新闻记者蜂拥而入,等着看她见到女儿皮娅时伤心落泪,悲痛欲绝的场面,她就无法忍受。她实在无法面对这种感情的极度爆发。褒曼给皮娅打了电话,把想法告诉了女儿。她竭力向女儿说清楚,她实在不知道该怎样安排这次旅行中最重要的事情:看望女儿。她尽力向女儿解释她无法控制感情,她担心自己的精神会垮下去,而不能再做别的事情。褒曼说也许她应该这样做。她是鼓足了勇气才来美国的,她实在没有更多的勇气去见自己的女儿了。

  可是可怜的皮娅并不了解母亲的心情。她认为褒曼不想见她。她认为母亲把自己的事业看得更为重要,认为褒曼想做的不过是会会老朋友和在电视上露露面。于是皮娅把旅行箱里的东西又都拿了出来,上课去了。新闻记者打电话给她,她对他们说她功课很忙,无法脱身,因为她不想拉下功课。大家都觉得这很奇怪。

  对皮娅来说,这是个很大的创伤,在她的心里一直积存了多年。

  6个月后,1957年7月8日,渴望已久的会面终于实现了。彼得·林斯特罗姆博士已经再婚,他和妻子艾格尼丝、他们的小儿子彼得来斯德哥尔摩游览。皮娅也一同来了。这时她已经18岁了,在科罗拉多大学读书。皮娅给母亲打了电话,约好在巴黎见面。

  分别长达6年后,这是她们母女第一次会面。褒曼料定她和皮娅都会激动得泪流不止,但她不愿意让摄影记者看到这种场面。于是她和“斯堪的纳维亚”航空公司说明了上述情况,请他们予以协助。他们同情地说:“我们让你先呆在飞机上,等乘客都走下之后,你们母女可以留在飞机上单独相见。”

  于是,褒曼登上了飞机,女儿皮娅等在那里,她们拥抱在一起,可是闪光灯立即曝了光。

  《巴黎竞赛画报》曾经派了一名摄影记者,从纽约就跟随皮娅,以便拍下这张久别重逢的照片。当他发现皮娅留在飞机上时,他就藏在飞机上,趴在椅子下面。拍完照后,机组人员才把他叫了下去。皮娅惊奇地看着褒曼说:“你看起来多么年轻。”

  她们在一起呆了12分钟,然后走到舷梯上,面对成群结队的摄影记者亲切地拥抱和微笑着。

  “分别6年后的重逢,我们都很高兴。我真不知道我们一起在巴黎要干些什么。”这是褒曼说的惟一的一句话。

  为了躲避摄影记者的追逐,她们不得不从旅馆的后门偷偷地溜出去坐车游览全城,度过了一个幸福的夜晚。在皮娅逗留的日子里,她们走到哪里,人们都会包围上来。皮娅在欧洲停留了两个多月,褒曼带她去看了所有能去的地方。她们游览了西西里岛,皮娅在圣玛丽奈拉度过了最后的时刻。孩子们都在那里聚会,格外亲切。

  皮娅回美国后,褒曼带着孩子们飞返巴黎。生活和过去不大一样了,因为罗伯托远在印度,而且要在那里工作9个月,现在需要褒曼自己下决心了。

  她记得第一次拿到演出《茶点与同情》的工资支票的情形。从她16岁充当临时演员领取了10克朗工资以来,大把的钱没有在她手上停留过。她不知道该怎么办。一位演员给她介绍了一位律师协助理财,他在银行里给褒曼开了户头。这样工资和各项收入可以及时存入银行。

  不久,褒曼听说她在法国的收入必须纳税。她不知道纳税是怎么回事。因为在意大利有罗伯托处理一切,她无须插手。后来有人告诉她,对于她这样一个外国人来说,在法国开立银行户头是不合法的。他们还说,每张支票都将遭到扣留,并从中剔除税金。她应早些去税务局申报纳税单。她把律师找了来对他说:“这些情况你都没对我说过。现在我该怎么办?”

  “你都花费了哪几方面的钱?”他问道。

  “我已经付了旅馆费,3个孩子的生活及保姆的费用和工资。要是税务局要我缴纳很多钱,我对他们说什么呢?”

  “噢,那很好办。你说你供养了一位情夫,钱都这样花了。”

  “养个情夫?我还为他付账!”

  “对。他把你的钱都卷跑了。这不奇怪,是很正常的事情。收税人懂得这一点,你就可以平安无事了。”

  “我不喜欢这个办法。”

  “别担心,等他们来找你时,我们再商量对策。”

  于是褒曼没有再理这件事,只等着税务人员来找她,可是没有人来找她。于是她给律师打电话说:“什么事也没有。”

  “噢,好啊,如果10年以内不找你,就什么事也没有了。”

  “我不喜欢……”

  “不用担心,一切交给我办吧。”

  第九个年头,税务人员终于来找褒曼了。这时她已经又结婚了。税务人员找她要了一大笔钱。这都是那位律师的坏主意造成的后果。从此以后,她尽量不同律师打交道。

  凯·布朗给褒曼来电话,说了《茶点与同情》的作者罗伯特·安德森的情况。他的妻子因患癌症刚刚去世,他的妻子长期病魔缠身,他每天都在照顾她,病情每况愈下,他一直亲眼看着自己的妻子离开人世。凯说:“这简直毁灭了他,他自己都不想活下去了。去帮帮他,开导开导他吧。我致电请他立即飞往巴黎,参加首映式夜场,也许他会鼓起勇气活下去的。”

  安德森经历了穿越大西洋的一次可怕的飞行,飞机被迫返航。迟迟到达巴黎的他却赶上了首演式。

  褒曼和安德森成了好朋友。很快褒曼看出他是个不善于处理各种事务的男人。褒曼尽力帮助他,使他心情逐渐愉快起来。那些日子里,安德森和褒曼关系极为密切,也许褒曼也需要这样做。她知道,对他们俩人来说,住在一起可能都很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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