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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画架前,毕加索一站就是几个小时,他几乎从不改变姿势。他作画时通常不允许别人在场,然而凡是得到许可看过毕加索作画的人,都深切地体会到“全神贯注”是什么意思。沙巴泰说:

  “他作画时思想如此集中,如此沉静,以至于任何人无论从远处或近处看到他,都懂得自行检点,保持肃静。”

  同伴们总是调侃毕加索老是穿着那么一套衣服,毕加索也注意到了自己确实太寒酸了,他想讲究一点,可是没有钱。这时,他听说马纳奇在巴黎伯萨·韦尔画廊举办了他的画展,大约有30幅,如《卢森堡》、《静物》、《戴珠宝项圈的妓女》等。他神气地对同伴们夸口说,再过一段时间他就要旧貌换新颜了。

  毕加索天天等着巴黎那边传来好消息。

  不出所料,画展获得了好评,评论家阿德廉·法奇在序文中称赞这些作品“使我们先睹为快,迷恋那种在调子上时而粗犷奔放,时而细腻老练的卓越技巧”。

  出乎所料,还是没有卖出去一张画。

  毕加索的“阔梦”破产了。他还是穿着那套旧衣服,只是改变了领带和背心。同伴们继续笑他换汤不换药。

  毕加索硬着头皮走进一家缝纫店。他看了一眼铺面上挂着的高级时髦服装,摸摸瘪得不好意思的口袋,正待出去,被人喊住了:

  “请问是不是毕加索先生?”

  “您怎么认得我?”毕加索惊诧莫名。

  “我在萨拉·帕雷斯的画廊参观过您的画展,那里有您的照片。我十分喜欢您的画。”

  毕加索转身又进了屋,他和裁缝索累谈得十分投入。索累答应为毕加索做一套挺拔合身的新装,不收费,条件是毕加索为他本人及全家各画一幅肖像。毕加索解释说,这是互相交换对方的长处。

  毕加索画的画和索累做的衣都非常的棒。毕加索还迷住了索累剪裁衣服的熟练技巧,不久,他就将之运用到了绘画上。

  毕加索依然孤独。同伴们的目光仅仅停留在他的衣着上,他们无法理解他的作品。这从他给马克斯·耶科的信中可见一斑:“我给这里的画家、朋友看了自己的作品,他们认为形似尚待商榷,神似有些过分,这太可笑了。”

  蓝色的调子充斥着画面。凄楚与绝望,感伤与愤慨,一齐凝聚于毫端。毕加索所见所闻所思所画,都在一个字上——病。

  天有病,人知否?

  2

  1902年夏末,毕加索第三次到巴黎。

  塞纳路上一幢17世纪的老房,门楣上写着“马罗克旅馆”。它的顶层有一间小阁楼,就住着毕加索和另一位西班牙雕塑家西斯凯特。一张大铁床几乎占据了整个房间,因而两人总有一个必须大部分时间坐在床上。他们都穷得吃不饱饭,就望着床上堆积的作品发呆。

  马克斯·耶科要来看毕加索,毕加索不允,他宁愿自己去耶科那里。耶科明白,毕加索的自尊心很强,他只能不露声色地帮助他。不久,耶科在一家百货店找到了工作,生活有了明显好转,他就在靠近巴黎工业中心的伏尔泰大街租了一间同样简陋但比较宽敞的房子,然后邀请毕加索来住。有意思的是,两个朋友共一顶礼帽,谁出去谁戴,以至于邻居很长时间都认为这间房里只住了一个人。

  床也只有一张。晚上,耶科睡觉,毕加索画画;白天,耶科到店里上班,毕加索则蒙头大睡。

  贫穷与共的还有沙巴泰。有一次,毕加索和耶科兜底翻出各自的腰包,凑了几个硬币交给沙巴泰,叫他去买鸡蛋和别的食物。沙巴泰在商店里转来转去,最后捧着鸡蛋,还有一块面包和两根香肠,兴冲冲地往回跑。也许是迫不及待地想赶回去填饱肚子,又加上视力不好,沙巴泰上楼时不幸摔倒。鸡蛋破了,满楼板的印象派画。沙巴泰把自己这幅无意中的“创作”丢在一边,手忙脚乱地抱着香肠、面包撞开门。毕加索听说等待已久的鸡蛋遇难,大发雷霆,对着沙巴泰吼道:

  “我们把最后几个钱都交给你了,可你连个完整的鸡蛋也拿不回来。你这辈子算是白活。”

  毕加索气愤地抄起一把叉子,插进一根香肠。“嘭!”香肠竟爆炸了。毕加索又试另一根香肠,也爆炸了。

  沙巴泰的视力实在太差,他买了两根因时间太久而发酵的香肠,里边像气球似的充满气体,叉尖刚一戳破外皮就爆开了。

  毕加索和耶科哭笑不得,只好把面包分吃了。而沙巴泰一副做错了事的样子,饿着肚子低头认罪。

  10月份,贝尔特·魏尔筹办新画展,毕加索在参展画家之列,其他的还有洛奈、皮乔特、吉鲁埃德等人。毕加索“虚无和绝望”的作品引起了高更的挚友查尔斯·莫里斯的关注,他在《法兰西信使》杂志上指出:“他像一个年轻的神,想要重新创造世界,但他只是一个忧郁的神……他的世界并不比麻疯病人的病房更适合居住,他的画本身也是病魔缠身。难道命运只让这个令人恐惧的早熟孩子创作反映生活消极面的杰作,只让他表现他比任何人都深受其害的病魔吗?”

  这一篇写得一样异常有力的文章,震撼了毕加索。他要见一见莫里斯,这个准确诊断了他的思想的人一定也能治愈他的心病。

  莫里斯一眼就看出了他面前这个腼腆小伙子是个天才,他意味深长地告诫毕加索:“仅有痛苦是不够的,还要有同情,同情能让人重新振作起来,并认识到自己事业的价值,这不是用钱能衡量得了的。”他向毕加索推荐了高更的游记《诺阿》。高更那纯朴的、不懈追求的乐观主义对毕加索是一种激励,虽然,彻底摆脱悲观和沮丧还要一个过程。

  越怕发生的事越是来得快。神经质的个性使耶科失掉了饭碗,耶科不乏幽默地对毕加索说:

  “我们又要搬家了。”

  毕加索知道是怎么回事。他说,这一点儿也不好笑。

  3

  食不果腹,让毕加索倍加思家。

  他把没有烧完的画捆成一大卷,寄放在塞纳街的画家朋友皮乔特处。他决定暂时回西班牙。

  几个月后,当毕加索再来巴黎寻找皮乔特时,此人已搬往它处。他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打听到皮乔特的下落,皮乔特却把他的画忘在老房子的一只柜子上面了。

  毕加索气急败坏地跑到皮乔特原先栖身的旅馆,在那只柜子顶上积得厚厚的一层灰尘下面,那捆画居然还在!

  毕加索无法表达自己大起大落的感情,他只是紧紧地攥住一掌灰尘,谢谢它们保护了他的作品。

  毕加索在巴塞罗那画出了蓝色时期的最优秀的作品。《生活》作于1903,规模相当大,构图煞费苦心。画面上一共有7个人物,左侧一对裸体的情侣,比喻放纵的爱情,男人的手指向右边,女人循着手指望过去,显得惶惶不安。右边一个抱婴孩的母亲,象征着生活的重负,母亲一脸沧桑,看着前面的男女,神色冷峻,目光严厉,好像有责备的意味。背景是两幅素描,女人的姿势都是缩成一团,只不过上面一幅的女人是窝在男人的怀里,无情地揭示出从相依为命到孤苦无依的必然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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