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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加索在博览会上意外地看到了自己的作品,而且作为西班牙当代名作选入了博览会出版的画册。

  资金紧张和巴黎艺术界的活跃气氛使毕加索无心再继续他的旅程,他留在巴黎了。画家耶森、雕塑家马诺洛是他的第一批朋友,还有同来的沙巴泰和卡沙盖马斯。他们不修边幅,尖俏刻薄,把不被承认的才气都转化成另一种能量。热心的马诺洛在向同道介绍毕加索时,总说是他的女儿,弄得人哭笑不得。

  在卢浮宫博物馆,毕加索潜心研究安格尔、劳特累克、莫奈、塞尚等前辈大师们的作品,他手摹心追,会意忘言,抽空自己画几幅,虽不多,却可以看出他吸收新影响的快捷。他的临时画室在加布里埃街49号,附近是一座山,山上便是蒙马特尔。

  这时,毕加索最亲近的朋友是沙巴泰,他们形影不离。现在仍可以看到毕加索当时为沙巴泰画的一张像:沙巴泰穿着黑色大衣,身上披着玫瑰花,走在墓地间。从神态到背景,都沾染了颓废的色彩。

  毕加索很幸运地遇见了加泰罗尼亚实业家马纳奇,马纳奇用150法郎买下了他的全部作品,并对他表示,愿意每月付150法郎的工资,请毕加索按时交画,毕加索答应了。他还结识了经营小画廊的伯萨·韦尔夫人。画家都是靠这些人的“慧眼”吃饭的。

  正当毕加索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情况却急转直下。他的同伴卡沙盖马斯一到巴黎,就爱上了一个姑娘,但那个姑娘却对他的疯狂追求无动于衷。卡沙盖马斯神魂颠倒,濒于崩溃的边缘。毕加索看着他“人比黄花瘦”,一天天憔悴下去,心里不忍。他想,马拉加灿烂的阳光也许能疗治好朋友的单相思。这样,他半劝半拖,将卡沙盖马斯带回了老家。

  毕加索克服着家人,尤其是父亲和叔父对他的厌恶,一心只希望地中海的良好气候能使卡沙盖马斯忘记过去,重新振作。可是,卡沙盖马斯连那灿烂阳光的面都没碰一下,他老在幽暗的酒店角落里借酒浇愁,醉时多,醒时少,已不像个人样子了。无奈,毕加索只好乘火车前往马德里,而卡沙盖马斯不愿再跟着。在一家放着音乐的酒店里,他们互相道别。卡沙盖马斯满含热泪,黯然返回巴黎,以开枪自杀结束了他无力摆脱的爱情悲剧。

  毕加索听说了卡沙盖马斯自杀的消息,好几天都一言不发,只是画,不久就画出了那幅低沉阴郁的《卡沙盖马斯的葬礼》。这幅很大的油画是毕加索蓝色时期的代表作之一,送殡者、尸体与云雾上的裸体女孩、飞腾的白马反映出一种复杂的心理状态,地狱的混沌和天堂的清明糅杂在一起,让人想起高更临死前画的那幅著名作品《我们来自何方?我们是什么?我们向何处去?》。人类自身的问题,是哲学的最高问题,也是一切艺术的终极问题。

  毕加索在马德里结交了一名叫弗朗西斯科·达·阿西·索勒的巴塞罗那人,他们合作编辑了一份杂志《年轻的艺术》,1901年3月出版了创刊号。他们意欲把它办成一本“真实可靠的刊物”,在西班牙推动艺术革新的浪潮。遗憾的是,《年轻的艺术》仅维持5期就停办了,还是没钱。他们本想另起炉灶,再办一份《马德里艺术评论》,但毕加索又不得不赶往巴黎了,马纳奇催得紧哩,他几个月未收到毕加索应允的一些绘画了。

  3

  毕加索重来巴黎的确切日期究竟是1901年春还是6月,说法不一。有一幅画也许能作证明,毕加索描绘他和友人雅姆·安德路·波森一同到达巴黎时的情形,留着胡髭的波森,头戴方格呢帽,手里提了一个包;毕加索握着一根手杖,腋下夹着一只大公文包。从他们两人都穿了厚呢大衣来看,应是春寒料峭的时候。

  马纳奇迎接了他们,并邀请毕加索住在克利希大街130号他的不太宽敞的寓所里。他的寓所只有两间房,毕加索在较大的那间住了好几个月。《克利希大街》和《蓝室》就成为了这一段自由而杂乱的日子的纪念。

  马纳奇认为,毕加索要尽快出息,就必须去见伏拉。伏拉是个有名的画商,他性情豪爽,眼光独到,曾赞助过塞尚,和许多名画家名诗人相交甚深。

  毕加索的画得到了伏拉的好评,他满口答应尽快举办毕加索的作品展。毕加索知道伏拉画廊是很威风的,他想通过这一次展览在巴黎一举成名。为此,他闭门苦修,专门为迎合贵族资产阶级的趣味画了一系列作品。就其艺术水平而言,它们无疑是成功的,但是,却一幅也没有卖得出去,这给了毕加索以沉重一击。

  值得庆幸的是,毕加索的创作动机被《艺术报》的评论员费里基昂·法居及时勘破,他撰文在称赞毕加索“是一位名副其实和富有魅力的画家”之后,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毕加索急切的功名心:

  他的危机就潜伏在这种急于求成的心情中,它可能使他养成一种平易媚俗的美

  术趣味。创造和多产,像暴力和精力一样,是两件不同的事情。我们面对着如此光

  芒万丈的雄伟气魄,不免对这一点深感遗憾。

  如果没有法居的这篇文章,凭年轻人的一时任性和急躁,毕加索说不定会在邀媚取宠的道路上滑得更远。毕加索毕竟是毕加索,法居前面赞扬的部分他都没在意,就是这几句话有如当头棒喝,让他全身心为之一震。

  他一冷静下来,就明白了自己应该把线条和色彩画在什么地方。

  第四章 奔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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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2年1月,毕加索出现在巴塞罗那梅尔赛德街自己的家里。虽然还很穷,但他名气不小,家里人见他回来都十分高兴。唐霍塞和萨尔瓦年纪一大把,也懒得对毕加索的艺术家派头发表评论了。

  画家罗盖罗尔在伦巴拉斯中段附近的阿萨尔托街上有一间有阳台的画室,毕加索征得他的同意,借了一角之地,作为他的工作间。他也有西班牙人共同的生活习惯,晚上睡得特别迟,早上则尽量往后拖延,直到上午11点左右,他才从家里出来,徒步走过旧城区那些狭小的巷道,一路上,他的眼光四处搜索,寻找可以入画的人和事;看到哪里聚众或吵闹,他就好奇地跑过去,这倒不是想画什么,而是积蓄一些噱头和谈资。午后两三点,他赶到“四猫酒店”吃中饭,就不至于新鲜事都被朋友们占了。傍晚,他呆在画室里,先在一张纸上胡乱画些东西,或者看几页书,让自己平静下来,然后,把一切与创作无关的事都置之度外,他仿佛在另一个世界漫游,流连忘返。

  毕加索不用调色板。他的右边有一张小桌子,上面铺着报纸和三四个插满了画笔的大罐头盒子,里边有松节油溶剂。他每次从盒子里选出一支笔,在报纸上蹭干。需要一种单色的时候,他就从油筒里往报纸上挤出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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