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尔扎克(29)

二九

　　伏特冷第一次出场的身份是警察到处追捕的苦役犯，这个人在盗贼中威信很高，是一个著名的强盗头子，掌管大宗账目，然而尚未得势。随着他在《人间喜剧》中不断登场与不断升迁，我们看到，他其实是资产阶级的政客和野心家的另一种典型。

　　首先，他是个极端利己主义者。他是资产阶级土壤中滋生的毒菌，杀人放火，无恶不作。他打算贩卖黑奴发一笔横财，成为“四百万先生”，只要发了财就是绅士，别人决不会问你发财的手段；为了筹措资本，他下毒手杀了泰伊番的独子，并想通过拉斯蒂涅向其独生女求婚来从中渔利。此外，除了自己不择手段掠夺财富，他还不断地引诱年轻人去犯罪。在《高老头》中，他把拉斯蒂涅拉下水；到了《幻灭》中，他第二次逃出监狱，到西班牙装扮神甫，继续干着引诱青年人堕落的勾当，吕西安就是在他的引诱腐蚀下堕落的。他梦寐以求的是“把日子过得像小皇帝一样”，为此他不惜孤注一掷，“成者为王败者寇”，他要反寇为王。

　　然而，伏特冷又不是一个单纯的反面人物。他很讲义气，颇有江湖豪侠风度；他自信达观，蔑视一切权威、法律，从来不低头屈服，也不绝望气馁，面对危险镇定自若，有着化险为夷的本事。这是一个精明强悍，阅历广，涉世深的野心家。他深谙这个社会的黑暗内幕，把政治、法律、道德真相摸了个透彻，这也为他选择以毒攻毒的道路提供了帮助。同时，在他身上还有某些理性的东西，他不出卖别人，并研究社会，揭露社会，反抗社会，他往往能一语破的地道出资产阶级道德准则的秘密，而且犀利地指出它的实质。

　　他曾用赤裸裸的语言把资产阶级利己主义原则向拉斯蒂涅和盘托出；在他看来，“世界上没有原则，只有世故；没有法律，只有权势；高明的人同世故跟权势打成一片，任意支配”，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揭露一针见血，痛快淋漓，不乏真知灼见。

　　我们应该看到，伏特冷对社会的揭露与反抗，是因为受社会的排挤，野心不能得逞而发出的不平之鸣，并不是他与社会有什么不可调和的矛盾。他研究社会，是为顺应时代往上爬，只要野心得逞，他很快就会成为这个社会的鹰犬。事实也正是如此，在《高老头》中，他最后被捕，那是1819年的事，可谓暂时受挫；《幻灭》中他第二次成功地越狱，后来终于与当局作了一笔肮脏生意；到了《交际花盛衰记》中，他已经当上了巴黎秘密警察厅的副处长；而在《贝姨》中，他居然成了公安厅长，挤进了统治阶层。这位逃犯的发迹为这个畸形的社会作了一个很好的注脚。

　　塑造伏特冷这个形象，显示了巴尔扎克独特的匠心。虽是个恶魔，然而亦有诗意。伏特冷有着生活中的原形，一位名叫维道克的人，多次犯法，多次越狱，后来投案求见警察厅厅长，投靠官方，当了保安队长，协助政府破案，并写有《回忆录》。巴尔扎克对这一素材加以提炼，把伏特冷塑造成“恶之花”，在他的露骨的“恶”之中发掘出“美”，把生活中的恶转化为艺术的美。像歌德笔下的靡菲斯特、弥尔顿笔下的撒旦一样，伏特冷身上也有一股强力，他能耍弄阴谋对付社会，嘻笑怒骂鞭挞社会，有时还能疏财仗义甚至为心爱的小伙子顶替罪名，所以不论他多么惹人恶心，却既不是“没有种”，也不是“没心没肺”，难怪拉斯蒂涅看到上流社会的仕女绅男们的卑劣行径时，不禁感到“伏特冷伟大得多哩”。

　　其实，巴尔扎克把这个人物当作了“传声筒”，把自己对于社会的深刻的观察和体验，通过伏特冷的口说出来，有的如同炮弹命中这个社会的要害，令人拍案叫绝，而且并不觉得有什么牵强附会之处，因为巴尔扎克把这个人物置身于恶浊的环境中，他是从阴沟里看社会的，对它的腐蚀与丑恶比别人看得真切。伏特冷说：“我这样议论社会是有权利的，因为我认识社会。”可以说，伏特冷是“强力”与“邪恶”的结合，是开放在垃圾堆上的“恶之花”。他集批判者与被批判者、揭露恶与恶之体现于一身，是一个立体的、多侧面的形象。

　　贝姨——变态的妒忌狂

　　《贝姨》是一部颇具份量的作品，马克思第一次引用巴尔扎克的作品就是这部《贝姨》。主人公李斯贝特即贝姨，是一个由畸形的妒忌到强烈的复仇欲念支配着的女性，是长期性格受压抑而至变态的典型，既令人同情又令人生畏，反映出金钱对人性的扭曲。

　　早在童年时期，贝姨就滋生了一种妒忌心。她和阿特丽纳是堂姐妹，都出身于农家，但由于贝姨生得丑，没人喜欢，她被迫整天在地里干活，脸晒得乌黑，胳膊粗大，脚板肥厚。相反呢，堂姐因为长得漂亮，非常得宠，家里人把她当作摇钱树，指望将来可嫁个名门望族，所以整天在家里娇生惯养。两相比较，使得贝姨的妒忌心油然而生，她打过堂姐，想摘下她那美丽的鼻子。童年时代萌发的这种妒忌心理，正是在姿色可以作为资本的社会里自然而然地产生的。后来贝姨来到城市，拼命地往上爬，但又爬不上去，她的妒忌心得不到缓解，反而进一步发展。她的堂姐阿特丽纳正是因为天然丽质嫁给了于洛男爵，从而一步登天，从农民的女儿变成了贵妇，享尽了荣华富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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