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多芬(40)_虚阁网

四〇

　　但是贝多芬对21岁的意大利作曲家罗西尼却不肯给予如此的宽大。在谈到罗西尼时，他对西弗拉特说道：“罗西尼给我的印象是一个‘舞台的画家’，若命运不给他不错的天资和可爱的旋律，则他从学校中学到的东西是一无所有的！”

　　1824年，贝多芬又写信给弗劳登堡说：“罗西尼是一个有天才而富于旋律感的作曲家，他的音乐是迎合时代的，出产量也是如此的大。”

　　罗西尼在1822年春天到了维也纳。他的《才尔密拉》也在此时完成，很引起贝多芬的注意；贝多芬极为称赞他的《塞尔维亚的理发师》，同时建议他保持喜剧风格。

　　4月间，又有一件趣事发生。采莱带了他的得意门生、11岁的匈牙利琴师弗朗兹·李斯特到维也纳作了一次公开演奏；并由辛德勒带着李斯特去拜见了贝多芬。贝多芬听了李斯特的演奏之后十分高兴，将他抱了起来，并亲吻了他。后来，李斯特成了驰名世界乐坛的钢琴家，但贝多芬却没有享受他成名的那份荣耀。

　　贝多芬不时地进出于维也纳。1822年夏天，他去了巴登和奥白杜勃林，后来，又去了海真道夫。但困扰和烦恼永久地跟着他，他的双眼视物时感到越来越吃力，而胃病也时常发作，使他不能安心地工作。尽管卡尔在他的监护之下，静心地学习着，但在假期中，他就得陪伴着卡尔，并为他筹措学费和一些开支。这样，贝多芬不得不定出更多更难的计划。他写信给朗堡说：“最近几年中，我很少有崇高的艺术作品问世。”在写给约翰的信中，他又说：“假若我的健康能够恢复那就好了。如果我的收入不能增加的话，我就要去创作伟大的交响曲、宗教音乐或是四重奏。”

　　然而，在旁观者的眼中，他所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他生活道路的一些琐碎事放弃。

　　大彼里提议他创作一些华尔兹的变奏曲。可是，贝多芬却不喜欢大彼里的这种“愚蠢的想法”，并称他作“补鞋匠”。为了戏弄他，贝多芬不停笔地写了许多变奏曲，一曲接着一曲，直到大彼里感到有些吃不消了才罢休。这些曲子的确让大彼里发了一笔小财。

　　让人意外的是，当这些变奏曲和苏格兰歌曲传到爱丁堡后，低调的评价随即产生。辛德勒向贝多芬述说了一个当地流行的传言：“贝多芬现在除了写这类歌曲之外，是不能再写别的曲子了，就如同老年时代的海顿一样。”

　　贝多芬听了之后，只不过笑了一下，平静地说：“再过一段时间，他们就会知道自己错了。”

　　在贝多芬一生的最后10年（1818—1827年）中，他耳朵全聋、健康状况显著恶化，生活十分困窘、精神上遭受折磨，但他仍以“英雄”的毅力和心智，花费了近六年（1819—1824年）时间创作了闻名于世的《第九交响曲》（作品第125号，别名为《合唱交响曲》），此曲在其全部交响乐作品中占有突出的地位。

　　此曲是贝多芬“英雄”思想的继续和发展，是他个人在交响乐领域成就的总结。

　　《第九交响曲》以德国伟大诗人席勒的《欢乐颂》作为作品的核心，进一步深化了贝多芬的“从黑暗到光明”、“经过搏斗获取胜利”的典型思想。

　　1824年5月7日，在卡斯莱萨剧院，由耳聋的贝多芬亲自指挥，首次演奏了《第九交响曲》和《D大调弥撒祭曲》（在节目单上特别加印了如下字样：贝多芬亲自指挥），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这正如罗曼·罗兰所说的：贝多芬自己并没有享受过欢乐，但是他把伟大的欢乐奉献给所有的人们！

　　《第九交响曲》构思奇特，寓意深刻，形象丰满强健。它扩大了当时交响曲演奏的规模和范围，变成由交响乐队、合唱队、独唱、重唱共同表演的一部宏伟而充满哲理性和英雄性的颂歌。

　　整个作品的基本形象是：通过悲剧性的痛苦斗争，走向胜利和欢乐。其中包容着苦难、斗争，融会着炽烈的热情、严肃的思想，述说着苦难与郁闷，也颂扬了欢乐与希望。“欢乐主题”是整部作品思想的核心，并尽情地加以歌颂。

　　而把声乐放入交响乐演奏中，则是贝多芬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一种大胆创造。

　　贝多芬头脑中的《弥撒祭曲》也在逐渐地完成之中，接着有三首钢琴奏鸣曲问世。其中的《E大调钢琴奏鸣曲》（作品第109号）又让他步入忽略已久的奏鸣曲创作中去了。

　　贝多芬曾写信给洛琪立兹说：“我好久没有创作得如此轻松了。我坐下来，想着，想着，就产生了音乐意念。但是，它们不肯跑到纸上来。我慎重而激动地开始了这伟大的工作，它的完成是可以看得见的了。”

　　贝多芬仍旧答应为伦敦的音乐朋友作两首交响曲和一出歌剧。歌德的《浮士德》引起了他的兴趣，很想尝试创作它。当贝多芬在1823年的《弥撒祭曲》即将完成时，他就谈起了《第九交响曲》。8月16日，他在巴登写信给卡尔说：“今日，我才开始对缪斯服务。”这就是说他又得开始艰苦的工作了，一个充满了不调和的世界将被另一个纯洁而清晰的世界所替代。

　　完成《第七交响曲》和《第八交响曲》已有11年了。贝多芬在这一段时间内有什么改变呢？他的草稿簿早在1812年就已零零碎碎地显示了他对另一首交响曲的兴趣，但是从未发展到引起他充分注意的程度。再早至1793年，他想把席勒的《欢乐颂》用到他的音乐作品中去，但没有考虑到将此诗谱成一首交响曲；到1817年才完成第一章的轮廓，但为了创作《槌子键琴奏鸣曲》，又将其放在一边。次年，他的整体构思、主题，才在心里渐渐的成熟起来，《弥撒祭曲》使他想起一首宗教的交响曲，甚至是一首合唱交响曲。他采用希腊原文，他知道用德语韵律是不会被伦敦所欢迎的。他想到两首交响曲，其中之一完全是使用管弦乐器的，终于，他的思想又回到《弥撒祭曲》上去了。

　　最后，这首繁复的《弥撒祭曲》终于大功告成，而交响曲的创造也在加紧进行中。

　　1822年11月，贝多芬接到兰兹的信，提到伦敦交响音乐会的事，他们表示愿对每首交响曲的原稿支付50英镑。贝多芬在次年2月5日回信说：“乐谱原稿即将到达伦敦。”并说，若在三星期内收到他们寄出的汇票，那么，他们就能收到原稿。

　　伦敦的音乐界人士是早就尝到过贝多芬诺言的滋味。此时，《第九交响曲》只有第一乐章刚刚完成，缓慢乐章的主题甚至还未找到。贝多芬为了这份乐谱，还在继续努力地工作着，然而，一年之后，这份乐谱仍未能完成。

　　到了1823年夏天，贝多芬想到在最后一乐章中用合唱作结束，而主题则是用管弦乐器引出来；这样，他便决定采用合唱变奏法。但他又疑惑起来，如何在三个悠长的、用管弦乐器演奏的乐章后导入合唱的歌词？辛德勒劝他将自由和友爱用在音乐上，但仍有困难阻挠着。辛德勒写道：

　　“当他到了第四乐章展开的时候，开始了从未见到过的挣扎，他的目标是要找到一个字来介绍席勒的颂词。有一天，他进入了房间，高声地叫喊着：‘有了！我得到了它！’他将草稿簿给我看，上面写着：让我唱着席勒的不朽的歌‘兄弟’！这个词语经过我多少次的审慎思考才最后如愿以偿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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