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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


  在维也纳的第一年,贝多芬可说是独步一时。大众钢琴家萨尔斯堡·约瑟夫·弗范尔是26岁时成名的,当他于1799年到达维也纳时,按照当时的习俗,他立即就向贝多芬挑战。

  兴加尼德剧院的年轻指挥家西弗拉特作评判者,并将两人请来对阵;权贵们也分成了两大阵营,里区诺斯基的一边拥护贝多芬,惠兹勒男爵的一边则相反。

  1799年,另一个钢琴家也到了维也纳,他就是约翰·克莱默牧师。他是生于德国的英国人,也是克莱蒙蒂的学生。克莱默的艺术水准比弗范尔更好,不久后就成了欧洲第一流的钢琴家。其演奏水平与贝多芬相比也难分伯仲。克莱默惊异于他那精彩而完美的弹奏,果敢而富于煽动性的想象力。

  贝多芬尊重克莱默,与他做了要好的朋友,并请教于他。克莱默是一个注重形式的人,很难于接受贝多芬这突然的转变。两人之间有一件趣事:有一次,克莱默去贝多芬的住所。他听见这位新朋友正沉浸在钢琴演奏的佳境之中,他便静静地站在室外的走廊上,足足有一个半小时之久,完全听入了迷;末了,他踮起脚尖,轻轻地溜了出去。

  兰兹还谈到贝多芬在1797年完成的《降E大调五重奏》(作品第16号),“这支曲子被安排在4月6日休本柴音乐会上作首次演奏,但贝多芬却临时加了一段。他的伴奏者有些不高兴了,笛手雷姆真的有些发脾气了:这对于殷切期望着的听众实在是一出滑稽剧。我随时准备着演奏,却一次又一次地将放到唇边的笛子静静地放了下来。最后,贝多芬感到满意时,便转入了回旋曲,所有的听众都为之震惊。”此曲于1801年出版。

  当1796年贝多芬在普鲁士皇宫演奏时,他给听众留下了一个极深刻的印象,所以,卡尔·采莱在几年后写道:“贝多芬对听众的影响,可以从每个人的眼部都是湿润的这一点上就知道得清清楚楚的了;很多人甚至在有响声地啜泣着,因为一种不可思议的力量感动了他们。他那种精神上的、思想上的美丽和新奇使听众大受感动。像这样的即兴演奏之后,当贝多芬看到众人情绪上的冲动时,会大声地发笑,并且揶揄他们:

  ‘你们好蠢啊!’有时,他又觉得被这种同情所侮辱了,说:‘有谁能生活在这些伤心的孩子的心中?’他自己又要哭出来了……”很容易想象出贝多芬烦恼而伤心流泪的情形。不过,采莱没有说明白,贝多芬是否在皇帝面前也称其宾客“愚蠢”。

  贝多芬有一次参加了某一个音乐会。他在1801年时告诉伯兰坦诺说,我在弹奏完毕以后,并没有听到喝彩和拍手,听众却聚集在钢琴旁饮泣着。“这不是我们艺术家所希望的,”伯兰坦诺引述贝多芬的话说,“我需要的是喝彩。”由此可见贝多芬的兴趣所在。

  贝多芬在“即兴”方面的天才是够惊人的。“重复”对作曲家而言,可以说是最有效的方法之一。一段长长的演奏中,他只要记住某一段就可以了。对于贝多芬而言,让人惊异的是他脑中的选择能力竟是如此的迅速而强大。他不像莫扎特那样,莫扎特是一个善于辞令的人,有灵活的想象力,随时随地都能做出些什么来。而贝多芬特别擅长于变奏曲的一种演奏方式,当某一个主题需要加以改变时,他照例信任自己的直觉与技巧,并用天才的、熟练的手法去获得成功。

  事实上,有一种新奇的,不仅只是18世纪所特有的东西让贝多芬的听众流泪。

  有人说,那是因为慢板的气氛不断增加;同时“展开”的结尾是如此轻微地将其带过。这对于别人来说可能并不容易做到,但对贝多芬来说要做到却十分轻松。

  采莱说贝多芬“即兴”的形式可分为三种:第一种是变奏方式,奏鸣曲变为回旋曲是第二种,第三种则是第一乐章中的幻想形式。他会同时演奏两个主题,然后展开它们,他对于演奏的动作毫不拘束。我们知道,这主题对贝多芬来说是很容易的。他的即兴有一个最明显的特点,就是他个人对音乐有一种极大的磁力,几首未完成的作品,甚或能够同时在他脑海的音乐思维中逐渐明晰,然后流泻到他的手指下完整起来。

  第六章 朋友的交情与女友的恋情

  波恩仍旧同维也纳的贝多芬保持着关系。1797年,他的堂兄朗堡到这座奥地利的首都来拜访他,跟他住在一起,共同参加音乐会的演出,然后相互讨论。

  兰兹·冯·勃朗宁也一同到达维也纳城。兰兹和司蒂芬一直逗留了很长一段时间才离去。贝多芬对他俩的依赖颇多。1798年,兰兹的去世对贝多芬而言是一个很严重的刺激。

  朋友们发现贝多芬的自大情绪比外间传说的更厉害了,不过,还是比较容易亲近。

  贝多芬是一个重要的音乐家,在宫廷中尤其受到尊敬。他几乎从不肯安静下来,也不肯让自己的心宁静片刻。司蒂芬·冯·勃朗宁在1796年也到了维也纳,在写给家人的信中,有这样的记载:“我发现贝多芬有一股比坚强更强大的力量……这恐怕是因为他具有超人的智慧和力量吧!自从他旅行以后,他赢得了大量的朋友。”他不再像从前那样害羞了,能与各方面的人交往,而且很容易和他们成为好朋友;并周旋于维也纳的很多音乐家之间,学习一些处世之道,又用于个人的生活之中。”

  司蒂芬所说的贝多芬具有“一股比坚强更强大的力量”,并不意味着他有了敌对的对手。维也纳人士那种温文尔雅和殷勤的态度于他是有益的。他对于素质良好的优秀艺术家十分尊重。但是,若有些一般的音乐家自以为处于重要的地位,无疑就会遭到他的公开攻击。

  贝多芬和知己的朋友在一起时,会将一切礼仪都丢之脑后。大多数朋友对他这种亲热和随和的处世方式都持一种欢迎的态度。贝多芬与劳勃高维、里区诺斯基、休本柴是最要好的朋友。宫廷秘书柴姆斯加尔很热心地帮助他们。有这么一件密友间的趣事:柴姆斯加尔并不是贵族的一员,而贝多芬却别出心裁地给他冠以“光荣的男爵”、或“音乐的伯爵”之名,使他自己也感到迷糊起来。

  忠诚的柴姆斯加尔不但没有一点脾气地接受了那些潦草的乐谱而从不提出任何异议,并且很小心地将其保存下来,使其得以永久地流传下去。他有“公爵中的普通人”、“最高贵而性情最好的人”、“可爱的公爵”等好名称。

  贝多芬有时用一种高傲的举止让自己感到非常的伟大。他在给柴姆斯加尔的信中写道:“昨天听到你的喋喋不休的话语,我非常悲伤。魔鬼好像抓住了你,我不再要你的修身之道。力量就是一个人的道德,它笼罩一切,而这力量也就是我。”这种高傲的态度,就是一个艺术家凭借自己的魄力,创造出的一个全新的、独立的声望的外在表现。

  贝多芬相信自身内在的力量。他很自信地说:即使在陌生人面前,我也没有必要像普通人那样保持一种虚假的谦虚态度。

  一次,他在里区诺斯基家中对一个陌生人说:我希望找一个永久性的出版商,有一定数额的收入;那么,我就可以随心所欲地作曲了。他曾一度相信,歌德和亨德尔所生活的那个时代就有这样的安排。

  曾有一位年老的陌生人握着贝多芬的手说:“亲爱的年轻人,你没有必要诉苦,你既不是歌德、也不是亨德尔,也不必妄想成为两者中的一位。因为如此伟大的人物是不会再出现第二个了。”

  贝多芬听了之后,变得严肃起来,以他那特有的高傲神态沉默着。过了一阵,里区诺斯基安慰他说:“我是这样看的,往往有些人只知道眼前,却无法预测远大的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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