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大帝传略(50)

五〇

　　事实上，这架“钟表”的指针是逆向而行。在一个建立在残酷剥削、专横和阶级压迫基础上的对抗性社会里，生活按照自己的规律向前发展，它无情地嘲弄了彼得的那些诏令，按照彼得的设想，这些诏令可以毫不费力地使全体臣民安享康乐太平。新的社会矛盾取代了“和谐”，阶级斗争取代了和衷共济，新机构、新命令、新规章制度无助于克服或者阻止阶级斗争的发生。

　　彼得是否看到了写在纸上的“良好秩序”和现实中远非良好的秩序之间的矛盾呢？事实上他不仅看到了，而且每天都在进行仔细的观察，试图按自己的意思去克服这些矛盾。他完全寄希望于在他看来是行之有效的惩罚大棒和镇压措施上。

　　那些官吏，即便是象枢密官那样位至极品，也是处于“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的境况之中。1713年7月，彼得限枢密官在三个月之内将监察官呈报的五、六份最重要的秘密报告审查完。他亲自规定：对“为私利而损害国家利益者”处以极刑。当沙皇得知枢密官毫不热心于揭发盗窃国库犯时，就警告他们说：“你们若是拒不照办，那就让你们也尝尝这种惩罚之苦。”另一份诏令严禁掌实权的官吏收受贿赂，充当承包商。“有敢于以身试法者，将责以体罚，财产归公，甚至处死”。

　　有关彼得的传说收集家雅科夫·什捷林曾记下一个很有趣的轶事。这件事虽说未可全信，但却相当鲜明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风习和国家官吏的道德面貌。

　　据说一次沙皇得知，莫斯科有一位讼师有两种彼得最赞赏的本事：精通各种法律，为人大公无私，要是委托人确实有罪，他宁可败诉。

　　沙皇乐于结识这位法律家，同他就一些复杂案件交换了看法，发现他为人诚实，学识渊博，于是便任命他为诺夫哥罗得省的首席法官。几年以后，沙皇得知，这位前讼师开始受贿了。

　　“我可从来没想到你会干这件事。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不为别的，只因为仅仅靠我的薪水不足以养廉，要养活老婆孩子只好举债度日。”

　　“你核计核计，要多少钱你才满意，你才能秉公办案而不再受贿？”

　　“至少还需要增加一倍的薪水。”

　　沙皇决定给这位法官增发一倍半的薪水，同时警告说，如果他再受贿，就处以绞刑。

　　有一段时间，这位法官干得还不错，可是后来他又开始受贿了。一直从旁观察法官工作的彼得，揭露了他的罪行，下令将其绞死。

　　布伦瑞克公使维贝尔引证某位据称是“饱学之士的俄国人”的话写道：搜括来的一百卢布的税款，只有三十卢布上缴国库，“其余的都被官员们贪污中饱”。维贝尔把办事员、主任、代表及其他官员称之为“猛禽，他们认为，一旦为官，就有权对农民敲骨吸髓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农民的破产上”。这位公使指出：“索贿的手段花样翻新。尽管遵照皇帝陛下的旨意，若干索贿手段正在被根除，但是官吏们却以惊人的速度又施展出新的手段。”

　　由于下民纷纷告发，人们这才明白鱼肉乡民的魁首不是那些小人物，而是陛下本人最亲密的战友，那些御前大臣们，其中包括缅希科夫特级公爵、阿普拉克辛海军上将、托尔斯泰伯爵以及其他许多人。几起有达官贵人参与的重大舞弊案件被揭。西怕利亚省省督马特维·彼得罗维奇·加加林公爵是这类案件之一的牺牲品。

　　总督察官涅斯捷罗夫早在1714年就开始揭发加加林的盗窃国库罪，但此案呈报枢密院后，却毫无结果，因为此案的主办人，素以廉洁闻名的雅科夫·多尔戈鲁基公爵，这一次也不干净了，他包庇了另一位公爵——加加林的罪行。

　　但是，涅斯捷罗夫并未就此善罢甘休。1717年，这位总督察官将此事直接捅到沙皇那里去了。报告中列举了加加林的种种营私舞弊劣迹：敲诈勒素，贪污中饱，甚至把为叶卡捷琳娜从中国买来的珠宝也据为己有。

　　彼得任命了一个由近卫军军官而不是由枢密官组成的调查委员会。委员会成员之一利哈列夫收到沙皇的一道诏令，要他前往西伯利亚就地调查前省督加加林的劣迹，沙皇命他秉公办事。

　　加加林对罪行供认不讳。他向圣上承认办事不公，治省不严，收受贿赂以及用吃空额的办法窃取国家财产等罪行。最后他恳求皇上恩准他以有罪之身去修道院修行以了此余生。

　　沙皇没把这个贪污犯送往修道院，而是将他送上了绞架。1721年7月，当着沙皇、大臣和处决犯的所有亲属的面，加加林在司法院楼前被绞死。

　　继加加林之后，揭发他的涅斯捷罗夫也被送上了绞刑架。在领导督察官的那些年月里，涅斯捷罗夫靠他这些下级的帮助和自己的努力，曾经揭发不少贪污盗窃犯，他对抓“小鱼”不感兴趣，却死死盯着“那些炙手可热的”大人物的一举一动。因为这样能抓大案，比之捉几个偷十来个卢布就心满意足的小贪污犯能更快地扬名。多尔戈鲁基家的两位公爵雅科夫和格里戈里兄弟、盐商富户斯特罗加诺夫、沃尔康斯基公爵等人都是经他揪出来而后落入法网的。

　　涅斯捷罗夫为人刚直不阿、能对各枢密官、省长以及其他大臣铁面无私的弹劾的好名声，传到了彼得那里，于是任命他为总督察官。有感于圣上的知遇之恩，涅斯捷罗夫禀告沙皇，为后继有人，他已命亲生子开始学习督察业务。

　　1718年有过这么一起事。雅罗斯拉夫省的督察官收受贿赂，窝藏逃兵，征兵不力。对这个省督察官的劣迹的审理工作，竟长达四年之久，要不是彼得介人，那末这一案件的卷案很可能淹没在文件堆里日久不了了之。经查明，负该省督察官确有犯罪行为，因此被处以极刑。但侦查工作并未到此结束。

　　在审查罪行期间发现，涅斯捷罗夫明知他的这位下级犯有罪行，但由于受贿而将这件案子压了下来。经彼得批准，判处涅斯捷罗夫死刑。沙皇不得不命令枢密院，在全国范围内物色一位合适的人选以递补这个空缺，在那个时代廉洁奉公的人是少了一点儿！

　　沙皇的另一位战友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库尔巴托夫险些也遭到涅斯捷罗夫同样的下场。这位有名的放印子钱的人官倒越作越大，和涅斯捷罗夫一样，他也出了纰漏：原来他见钱眼开，把手伸到国库去了。

　　当彼得获悉阿尔汉格尔斯克省副总督库尔巴托夫接受贿赂并排挤外国商人时，下令撤消他的职务。从1714年起，库尔巴托夫开始受审。他声称有人诬陷他。只供认在阿尔汉格尔斯克有人向他送过一点食品和“一点小意思”，库尔巴托夫辩解说，“我受礼是因为他们死乞白赖，我自己真的没有开口要过。”

　　案情错综复杂，审讯工作进行了许多年，1721年3月，库尔巴托夫向彼得控告审讯人员偏私，大摆自己以前的功劳，哀求免他一死“因为我已郁悒成疾，将不久于人世。”过了几个月库尔巴托夫就死了。在他名下应扣回的款子有一万六千多卢布，其中一万二千卢布是他从国库挪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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